云团快速行走，在近4000米海拔的高山草甸上投下掠影。黄少乐坐在干枯发黄的草地上，专注于画画。大概一周前，她在“在地自然教育”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爱行走：我们参加毅行，您支持自然保护》的筹款倡议书，承诺手绘老君山自然笔记明信片，寄给捐款百元以上的家庭。

    5月28日至31日，“长江第一湾·生态毅行”徒步筹款活动在云南丽江老君山展开。这是首个在国家森林公园内展开的徒步筹款活动，由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阿拉善S E E生态协会西南片区及云南本土企业家发起，通过徒步老君山向社会公开筹款，善款将用于恢复高山森林的生态恢复。

    在黄少乐身后，大树杜鹃聚为密林零星绽放，不远处有一排木墩——— 此处的村民用杜鹃树的树干建了两栋木屋。

    深山中的人们向来靠山吃山，但自老君山划为保护地之后，山民们自古延续而来的生计被画上“违法”标记。越砍越罚，越罚越砍——— 山民与大山割离……

    生计遇阻

    路过长江第一湾，5月28日下午三四点钟，经过5公里的徒步，来自全国各地的15支队伍驻扎在红水塘，入住村民家。李文强引着人群来到红水塘小学旧址，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上课。一道矮墙还守护着早已破旧的房子，院子里野草离离。来自大城市的企业家提议在此打造宿营地，以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生态之旅：“一定要把卫生间做好！”

    “吃饭了！”不远处的白族女人大声招呼，人群慢慢散去。李文强坐在小学门口的台阶上，被记者围住。“你家的房子是不是砍树砍来的？”来自上海的报社记者石毅笑眯眯地问。这个肤色黝黑的白族汉子不好意思地笑了，扭过头去。旁边的村民或蹲或站，起哄似的大笑起来。

    李文强是云南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兰香村委会副主任，出生于红水塘自然村，曾在村里担任12年村长一职。红水塘村海拔2670米，位于老君山上，是生态毅行活动的第一站。老君山史称“滇省众山之祖”，连绵盘亘数百里，横卧于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主峰海拔4240米。3天时间，生态毅行者穿越2000多米的海拔落差，途经高山草甸、大树杜鹃丛林、原始森林、沼泽地、高山湖泊，到达老君山核心区九十九龙潭。

    “以前砍树就卖，翻过梁子就到剑川。”李文强抬手一指对面的山梁，继续说，“剑川有木材市场，我们砍树之后，用骡马运过去，所以说，我们是最后的马帮。一棵树刮下皮就卖了，我们两个人运一棵柱子过去才200块钱，但是别人上了漆卖出去几百块钱。”

    “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能砍多少树？”记者追问。“一两个月，一个梁子(的树)就放倒了。”李文强看着对面的梁子，悠悠地说，云南松最值钱。1997年，他靠砍树的钱建了栋房子，娶了个媳妇；也在这一年，他走马上任红水塘村村长。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全流域性特大洪涝灾害，人们意识到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已然危机四伏。在长江上游，开始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封山育林———当年9月22日，云南省73个县市封山育林。“规定不能砍树，但偷砍还是有的。后来老君山变成三江并流核心区，就一定不能砍了。”李文强回忆。

    2007年，丽江市称，计划用5-8年时间，投资近20个亿，打造老君山景区。老君山景区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三顶桂冠，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八大片区之一，其丰富的地质、生物和景观多样性资源成为展示三江并流自然生态资源价值的重要区域。

    “老君山森林公园对我们没有利。”李文强一针见血，“以前可以砍树，现在不能。不能砍树的话，能做什么？我们就成了住在金山上反而去要饭的人。”

    土地之争

    2010年，红水塘的村民得到了政府分发的林权证。红水塘村3700亩林地，如今有了“主人”。5月30日上午，生毅行队伍一路攀爬山脊，翻过海拔3190米的三坛坡垭口，再往前走，就出了红水塘的地界，而云南松的数量，越来越少。李文强解释：“3700亩以外的是国有林，还是有人去国家那里砍树。”

    联合国健康与环境组织中国区项目负责人、SEE前副秘书长邓仪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村林业局要将一片林地划为国有，村委会主任站出来阻止：“要是3年后村民没把林子砍完，你就来抓我！”果然，不到3年，林子里的大树便全部被放倒。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杨宇明是云南建立第一个国家公园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深知其中弊端：“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立法，片面强调自然保护的一面，而漠视了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和自然保护区土地在民法上的财产属性，用过于简单的方式严格限制甚至禁止草原放牧、林木采伐、药材采集、野生动物狩猎、渔业捕捞、渔业养殖、农作物种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等权利的行使。这些严格规定，在实践中遭遇诸多障碍，导致大量违法活动和土地权属冲突发生。”

    邓仪指着一副地图笑道：“所以我们都不愿意提国有林、集体林，我们称之为传统区域。”在这幅地图上，土地权不明晰之处往往标上了“争议区”三个字，如“石头与九河争议区”“黎明与国有林争议区”。

    李文强作为村委会副主任也很头疼：“有人砍一棵树被抓起来，关了15天，把头剃了，回来就会砍两棵树，以弥补之前的损失。我们也看到环境在恶化，以前风调雨顺，现在连年干旱，生态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我们要找自己的出路。”

    2013年年初，李文强在石头乡开会，认识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今和时任长江第一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邓仪，表达了想做生态旅游的想法。“萧老师看了我们村子，觉得可以做一个徒步的项目，我也不太敢答应，来的人习不习惯？接待不了怎么办？她说没关系，可以

    招募徒步爱好者和爱心人士过来。”

    受香港乐施会毅行者活动启发，当年10月，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SEE西南片区和云南本土企业家发起了第一次生态毅行活动，取道红水塘村。当时共筹集公益资金40余万元，用于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保护项目。

    新生态保育

    牵着骡马，村民向导带着黄少乐所在的“在地教育队”和“记者队”落在了最后，他介绍：“你们走的这条路是匪道，以前土匪走的。慢慢走，确实很不容易。”在草甸露营一晚，第二天，人们徒步进入了老君山真正的原始森林。

    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保护项目的具体执行人是邓仪的团队。邓仪曾担任SE E副秘书长一职，后来成为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项目总监，2013年10月担任长江第一湾管委会秘书长，今年5月成为联合国健康与环境组织中国区项目负责人，并于5月20日成立中国项目办，下设丽江办公室。

    邓仪最为人知的是其发起的“村寨银行”项目：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立由村民自我集资、管理、使用的村寨银行。每户村民机会平等，自愿参与；公益机构出资不得高于村民出资，保证村民的绝对主体地位；村寨银行由村民选举产生管理、监督人选；严格遵守规则，村民一旦破坏环境，公益机构有权撤回资金。

    “首先建立村规民约，使村民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第二，在保护过程中，注重平等、尊重。我们把村民带出去学习经验，同时，村民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决策。”邓仪介绍。

    在老君山，邓仪团队最早进入河源村。河源村方圆108平方公里，共有14个村民小组，共476户2086人。村民出资1000元，就可以获得一年6000多元的贷款。贷款项目必须通过村民大会的打分，才能决议通过。

    “每一个打分项都有故事。”邓仪拿出一张社区项目申报评分表，“我们主要有三大原则：支持集体原则，这是一个消灭英雄的项目，权力平等分配；环保为先导原则，依赖自然发展的项目分数最高；滚动发展原则，公益机构只在前三年投入项目资金，三年之后，只投培训的钱。河源村从2010年10月做村寨银行到现在，全部还款率100%！”

    对于国有林盗伐严重的现象，村民在贷款项目打分标准上添加了一条“加分项”：保护区内包括国有林，3分。“现在将冲突性地保护变为和谐地保护，村民签约的自然保护地都保住了。”邓仪说。

    去年，兰香、桃花、利苴三个行政村才进入长江第一湾生态保护项目。邓仪看到李文强，拍拍他的肩膀：“文强还可以更努力一点，要加油！”

    李文强黝黑的脸上看不出难为情，直说工作不好做。就在前一天举行的毅行分享会上，生态毅行队员表达了诸多意见和建议，“不要用一次性碗筷”、“饭钱太贵”、“山上不应该生篝火”……另一面，村民如果觉得无利可图，也会退出不干。

    生态毅行刚刚开始，就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这让他有点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