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

接近年关，公交车上挤得挪不动身。整整一个上午，老黄一直背着硕大的包，笨重的行李蹭得其他乘客一路责怪。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找寻走散的雇主6小时只要10元

尽管抠门到了极致，但棒棒们却并非见财眼开。何苦和“老师”老黄早有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月开始。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一个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迟迟未归。他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等公交回家时接到“业务”，50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伞自顾自地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跟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几条街，和雇主走散了。

这不是老黄的“业务地盘”，道路不熟，不得不原路折返，却没有雇主踪影。老黄挑着两大包东西来来回回地找，依然没找到粗心的雇主。他只好在接货的地方苦苦等候。等了4个多小时，外套被淋湿，感冒了。

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将物品交给警察，“干了活却拿不到钱”。他曾在挑布料时与雇主走失了，坐在石梯上等了一下午直到中暑。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他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被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当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元布料”立了案，老黄付出了汗水，却没拿到工钱。

等到晚上11点，感冒得撑不住的老黄不得不试图放弃20元工钱，把东西挑去找警察。可是，这一次，雇主却报警说60多岁的棒棒挑着他的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1万元。

半夜时分，老黄在警务站等到了雇主，正在着急的雇主非常感谢，坚持要给100元，但老黄只收下了约定的20元，“我挑着找你半天，你得加付我10元”，执意找回剩下的70元。

去医院，“想想就心疼”

2014年5月26日晚，老黄从自力巷53号的楼梯上摔落，脚跷在楼梯下沿梯板上，身子别在梯脚和墙角之间，呼吸很不顺畅。老黄被扶起来放到床上，身体软软的，如同一瘫烂泥。何苦拨通了120，还没来得及说出方位，原本像烂泥一样的老黄竟然如同被电击般从床上腾地弹了起来，伸手抢电话。

老黄曾因为摔倒而上医院，检查花了一两千，“想起来就心疼。”第二天一大早，老黄又扛起棒棒干了两个搬家的业务。

端午节后，老黄再次出事，舀水时，右半边身体再度突然发麻。何苦苦苦劝说，他勉强同意去诊所。

“低压120，高压200，老人家，你的血管儿都快要胀破了！快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开不得玩笑哟。”凯旋路胡同的小诊所里，女医生表情凝重。

老黄先是被医生的话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又不当回事，“就是血压高一点嘛，我觉得没得啥子大事，这几天都还挑得起一两百斤，嘿嘿。”

“老人家，那算你命大不该死，血压没降下来之前，你千万不能干重活，不能摔跟头，容易脑溢血哟！”

“我是个棒棒，没钱去大医院，你就给我开一点便宜的药嘛！”老黄亮出了身份，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女医生叹着气开出了药方，几种药片加起来不到30元钱。她再三声明，药只能暂时控制，可以救急但是救不了命，如果降不下来或者身体继续麻木，就必须去大医院。

老黄觉得医生危言耸听，甚至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危及生命的大毛病。他反复叮嘱何苦不能把医生的话告诉女儿。第二天，老黄依然扛着棒棒走进解放碑的人流、车流当中。

“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一分不要”

一天傍晚，当天只挣了18元的师徒俩正沮丧地准备收工，绰号“张麻子”的小老板找到他们，说要搬5架双层铁床，从四楼搬到街对面的二楼，每架5元，共25元。

老黄和张麻子打过不少交道，知道对方特别精明。老黄进屋后，先不着急干活，当面认真清点。已经拆卸完毕的铁床零部件堆放得乱七八遭，老黄一点不怕麻烦，按照每架床的基本构成要素较真地清点。

张麻子在一旁信誓旦旦：“要是多出一架，我就把它吃了”。老黄没有因为对方撂下的狠话而放松，他的认真很快就有了回报：果然是6架，铁证如山，张麻子只好干笑着把运费加到了30元。

老黄一边捆绑床架，一边向张麻子重申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我一分也不会要”。在楼道里搬运铁床特别费劲。搬运途中，老黄非常后悔接了这单业务，几次要求张麻子加10元，但是张麻子一直假装没听见。

虽然觉得亏了，老黄依然坚持搬完，师徒俩往返3趟，耗时80多分钟，全身臭汗。尽管老黄不停地唠叨工钱太低，张麻子最终还是只给了30元。老黄似乎心有不甘，离开的时候死皮赖脸地“借”走了一把电水壶，张麻子也没好意思强行阻止。

公平合理原则在棒棒的世界里无处不在。何苦和老黄一起挑30袋大米，第一次，老黄主动挑8袋，让何苦挑7袋；第二次，老黄就很自然地选择了7袋，心安理得地留给何苦8袋。“钉就是钉，铆就是铆。”他说。

棒棒善良却被人诈骗

今年2月底，老黄的朋友老杭回来了。老杭是《最后的棒棒》的另一主角。67岁的老杭是重庆南川人，曾和老黄并肩在五一路当棒棒10多年，被圈里誉为“自力巷二老”。去年11月，老杭因腿部骨胳酸疼肿胀离开了解放碑。

为了摆脱贫困，老杭夫妻俩一起外出，老杭当棒棒，妻子在餐厅打工，却和同事好上了。孤独的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做着棒棒，却时常遭受生活的戏弄。

这些年，老杭先后4次被盗，其中3次损失惨重，最多的1万元，最少的2000元。一天晚上，他梦见钓起来很多死鱼，这个“感觉要破财”的梦让他担心起兜里的血汗钱。

他一早就去银行，等待开门。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过来搭讪，两支烟后，他们从陌生人变成了南川老乡，再发展为本村的老乡。男人说他是“撤乡并镇”之前四队胡队长的儿子，老杭是三队社员，感觉几十年前与四队胡队长似曾相识。

“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他又给老杭透露“内幕消息”，说最近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类似养老保险，每月领150元直到死。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

多少年来，老杭做梦都盼着养老保障。他第一次打车，和对方去工人文化宫，他付了17元车费，还花20元给“胡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包烟。

按照对方提出的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1100元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按照对方要求坐在院子里等，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半小时后，老杭按捺不住激动，偷偷趴到“办证大楼”的窗户去张望，发现只是一个麻将馆，“胡队长的儿子”早已不知去向。老杭的钱夹里只剩最后5元。

心中有情，天天都是情人节

自力巷里没有情人节，但是身在都市，棒棒也知道情人节。大石是棒棒，也是自力巷53号的“二手房东”，从老板中租下这房子，再转租给棒棒们。

2月15日，几名棒棒午后闲聊，这是大家分享最新信息的主要平台。爱看报的棒棒河南率先把话题引到情人节，比如玫瑰花卖到几十元一支、多少酒店预定一空、今年的这种双节需要多少年一遇等。

讨论让大石若有所思。何苦凑过去开玩笑，问大石昨天有没有给老婆买花？大石内疚地说，结婚34年，进城33年，老婆从青春少女到如今成为奶奶，从未像城市人一样收到过鲜花。年轻时送不起，现在没那分浪漫情调了。

大石说，昨天的日子特别，听说19年才能赶上一回，下一回得等到2033年。看到很多人给老婆买玫瑰，自己也想买，但是太贵了，最便宜的也要一支十四五元，纠结半天没下手。

看到大石一脸惭愧，大家七嘴八舌给他出主意。“不就是送个花吗？昨天的玫瑰是有点贵，咱们就哪天便宜哪天送。”老甘说。“今天就是棒棒的情人节，只要心中有情，天天都是情人节。”河南也在一边煽情。

架不住七嘴八舌的煽动，大石动心了，“老伴跟他辛苦了一辈子，就算把兜里的钱花光也无所谓”。玫瑰已经大降价了，大石还是觉得贵，跑了好几家花店，最终以4元/支的价钱买了3支。

手捧鲜花见到老伴，大石准备了一下午的词汇忘得干干净净。一句“老婆你辛苦了”，竟然也说得结结巴巴。老伴第一次收到丈夫送的鲜花，笑脸瞬间绽放，鲜艳如花。

老伴在厨房对大石进行了“逼供”，问买玫瑰花到底花了多少钱？怕老婆开心的时候又心疼钱，他生平第一次跟老婆撒了谎，说买这些玫瑰总共只花了6元。

本报记者田文生《中国青年报》（2015年09月15日05版）

中国青年报：你为什么退伍拍棒棒？

何苦：在部队时，我一直没放弃学习，曾在中央电视台发了很多军事报道。我的长处是“老黄牛”，什么苦都能吃，愿意跑、愿意想，喜欢思考和总结。但我初中毕业后入伍，文化知识是短板。部队“强兵”行动不断推进，我认为应该把位子腾给更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才是部队电视报道真正的未来，我需要重新定位生活。

我在转业申请中写到：“宁当市井棒棒，不做强兵累赘，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想到去拍关于棒棒的纪录片？

何苦：棒棒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作为农村子弟，我对农民有特别的感情和牵挂。我依然相信镜头的力量，希望能真实地记录棒棒，为这个将消逝的城市符号留下背影，为世界留下一段关于这个行业原汁原味的历史记忆。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要亲身做棒棒？

何苦：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如果我本人扛机器拍摄，必然无法真正和棒棒交流，无法进入他们的生活；摄像机将隔出距离感，拍出来的东西可能失真。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当棒棒，另找志同道合的人来拍摄。

中国青年报：你是怎么入行的？

何苦：我需要找师傅带我入行。在人民公园，我遇到一群正在斗地主的棒棒。想拜师，对方不理我；我想出钱请他喝茶聊聊，对方说我是骗子，“我又没有为你挑东西，凭啥子给我钱？”

这让我知道：在棒棒的生存哲学里，活着的意义就是我为你挑东西、你付我工钱。棒棒只为自己的肚皮和家庭而活，什么城市标志、文化符号、生活的终极意义之类的，他们并不关心。

后来，我随机走到五一路，成功找到了“师父”老黄，约定第一个月挣的钱作为“拜师费”。

我住进了自力巷53号最高档也最昂贵的房间，每月300元房租；而老黄住在我的楼下，不足3平方米，湿气、臭气、馊气逼人，房租每月60元。

中国青年报： 棒棒们一般吃什么？

何苦：吃5元一餐的“棒棒饭”，更好一点的是7元一餐。多数人吃5元的。

中国青年报：该行业的收入行情是怎样的？

何苦：挑送100多斤的货物不超过3公里，报酬约10元。这是一个让人咋舌的低价格，但在没有议价能力且内部充满残酷竞争的棒棒行业中，这个价格非常稳定。

我扛了7个多月棒棒后，除去开销，一共挣得3427.3元。我对天发誓，我非常卖命地干，尽了全力。

2014年8月6日是一个节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揽到替别人栽桩的活，一天就挣了150元。我看到了新的机会，此后，我带着棒棒团队到工地干活。此后，我每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其他棒棒的收入也翻了几番。

中国青年报：做一年棒棒下来，有哪些感受？

何苦：我1米83，身体好，出生在大山里，能吃苦，自认为干得不错。棒棒们给我取了绰号叫“蛮牛”，说明我有力气，老黄还曾评价我说“你不干棒棒可惜了”。

下苦力的劳累我受得了，但最不适应的是居住的环境，实在太破旧、杂乱、残破、衰败了。楼道摇曳着蜘蛛网，窗户没玻璃，时不时有一只老鼠从屋顶窜过，屋梁上的老鼠屎和木屑经常落下来。房屋紧邻公厕，一直充斥着浓郁的酸腐臭味，最开始简直恶心到无法呼吸。

中国青年报：你为什么选择“何苦”这个名字？

何苦：我刚想到退伍拍棒棒时，很多人劝我“你何苦呢？好好的正团干部不干，去挑棒棒？你的想法太浪漫了，浪漫会害死你的”。这句话在无意中激发了我的灵感，当棒棒和后期制作时，干脆就用何苦这个化名。另一层含义在于，在我老家奉节方言中，“何苦”和“活苦”是同样的发音。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棒棒是怎样的一群人？

何苦：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但共通的是勤劳、简朴、节约、坚韧、固执、爱占小便宜、缺乏远见。无论优点还是缺点，都是他们的出身、学识决定的。

中国青年报：你对《最后的棒棒》这部作品有什么评价？

何苦：我只能说，我的作品是真实的记录，相信很多人都能从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曾经，棒棒用厚实的肩膀把一个城市挑进了新的时代，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我希望，这部作品能留下大家对棒棒的记忆。

这部作品背后也留有遗憾。我只有一部机器，经常没电，从而错过很多故事；而且，所有的场景都是不能预期的，拍摄者无法预见到好的角度，会错过拍摄或者只拍到屁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器材和人员的短缺也是一个优势。因为就一个拍摄人员，还成天和棒棒们一起生活，都是“自己人”，棒棒几乎不会意识到他的存在，他的拍摄对棒棒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无论如何，我很骄傲，这是一份对棒棒最本真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