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燕（郭延冰 摄）
江一燕在非洲拍摄的野生动物
江一燕在非洲拍摄的野生动物
江一燕在非洲拍摄的野生动物
新京报讯（记者 田颖） 江一燕从来不满足于做单一的自己，“我的思维一直跟别人不一样吧。在别人对我已经有定义的时候，我会突然跳出那个定义，再做另外一个江一燕。我不断地跳，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但也带给自己惊喜，获得新的能量”。前不久，她的LOVE公益摄影展在北京798FLOWER艺术区，展出了她在旅行途中近50幅摄影作品，还有8年山区支教的影像。在影展上，她接受新京报专访，分享了自小种下的摄影情结，形容摄影是“能在孤独时刻，陪伴你的贴心伴侣”。
在历经迷茫、孤独后做一个美好的记录者
启蒙源自母亲工作，为公园摄影师当“道具”
我是个随性的人，好多时候都不是刻意要去走哪条路，而是遵从命运的安排，比如拿起相机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在公园里做摄影师的妈妈，给了我对摄影最初最懵懂的意识。
小时候每到周末，我经常静静在旁边看妈妈忙来忙去。我发现那些前来拍照的游客，不管是含蓄站着还是夸张地摆出各种造型，在按下快门的瞬间他们都是最开心的，妈妈记录下他们最美好的一刻，这让我觉得摄影是件很好的事情。
当时妈妈会给游客准备很多道具，像吉他啊、墨镜啊、草帽啊等等这些，可如果按受欢迎程度来排序，小时候满头自然卷的我肯定是第一名，好多游客都会要求带上我一起拍照。尤其记得有个叔叔，那时候他刚刚失恋了，来公园散心，让妈妈帮他拍照留念。公园里成双成对的男男女女或是热热闹闹的合家欢很多，这让形单影只的他显得尤为孤独，因为没人跟他合照，他就拉我一起拍了很多照片，越拍越开心，后来还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摄影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不需要有什么先见的分辨性，但它会带你不断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和情谊。
成长感谢董老师，出去采风重新认识自己
因为从上小学开始跟随的舞蹈老师，在我差不多三四年级时罹患白血病不幸去世，我才转而加入了董建成老师的摄影兴趣班，算是场阴差阳错的巧遇吧。很庆幸，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董老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离开绍兴去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读音乐剧班前，我跟他学了五年摄影。
那时候，我刚刚十岁。由于董老师是我们那边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上课用的机器都有赞助的，但学费还是挺贵的，毕竟把胶卷洗出来要花不少钱，出去的交通费也是自己负担，所以我妈妈常说，今天你能这么多才多艺，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把除了饭费之外的所有钱都用于兴趣班上了。
当时我很享受每周末或寒暑假，跟大家一起外出采风上山下乡的流浪感。近点的时候，我们会去绍兴周边的山上或者村子里，老师带我们帮老乡干农活，然后换来一顿午餐，都是很淳朴的人情味；远点的时候，还会坐着条破船到千岛湖上，看各种动物，奇奇怪怪的岛，还在湖上遇到过大暴雨，我们都冻得不行，依偎在一起。对于出生在绍兴的我来说，外面有太多未曾见过的新鲜事新鲜人，充满吸引力，也在那时意识到，我就是这样喜欢自由，喜欢行走，微弱的光指引我去看到自己真实的个性。
摄影演变之路
对于摄影，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技巧或者天赋去做这件事情，更多的是跟着感觉走，没有抱过很大的期望，只想用它来传达我的情绪，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每个时期的摄影作品都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境和感受。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是三个阶段吧。
最初，是迷失自我的青春期，我拍了很多树、树叶、天空这样的静物，现在回过头看，很像学舞蹈时的艺术形态，很孤独，面临一些人生选择很迷茫，这些情绪也都呈现在摄影里，当时风格偏灰暗、抽象。
之后，是寻找自我的懵懂期，开始拍戏、去日本、去澳洲游学，独自去看外面的世界，遇到美好的事物，就特别期望有人一起分享，拍的多是风光，人文。因为那时候整个人在异乡异地，对周遭的敏锐比平时强烈得多。
目前属于“重新打开自己”的阶段，可以跟朋友做真正的旅行，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脑子里就只剩下美好，慢慢学会去享受孤独。拍的照片传达内心对世界的善意。即使每天生活在雾霾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浑浊，但还是有阳光在的。
回应“道听途说”
新京报：据说你把别的明星会花在买衣服上的钱，都用来买器材了？
江一燕：也没那么绝对，我喜欢，但不发烧。因为器材更新太快了，我还是会寻找适合自己的才买。如果花很多钱在器材上而拍不出更好的照片，也是种浪费。而且我会把很多器材放在爱心义卖站，是有点舍不得，但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它跟你去过非洲、澳洲，现在可能又跟另外的人去更多的地方。
新京报：数十张照片被《国家地理》杂志相中，还有照片卖到20万？
江一燕：应该是同事联系了杂志，已经登上去之后我才知道的，但这也是种认可，要不然我怎么能办摄影展。至于20万的价格，我也是通过网络才知道。因为我把很多照片给了不同的机构做慈善义卖，每次拍卖都价格不同，有几千块的，也有好几万的。但是我没有去追究说到底是谁买的，不管卖多少钱，都是一份爱的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