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他们的活法与众不同，他们觉得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有关，我们想把他们的故事整理出来，编一个#责任中国公民谱#。

　　这是第十五个故事，主人公叫郑卫宁。

　　60岁的郑卫宁，生命随时都有消逝的可能。

　　他身高不到140厘米，鼻子上驾着一副无框眼镜，总是笑意盈盈的模样，熟识他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郑大哥”。

　　他身患先天遗传重症血友病，属“重度残疾”。据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很少能活到50岁。郑卫宁几乎每年都要经历数次死里逃生的抢救，对他而言，活着就是一个奇迹。平日里，他多以轮椅代步，萎缩的双腿让裤管看上去空荡荡。如今，他必须每周输两次血才能维持生命。

　　郑卫宁烟瘾极大，采访中，他一根又一根地抽着没停。用他的话说，“抽烟能缓解疼痛。”

　　郑卫宁还记得自己抽第一口烟是13岁。那是1968年文革期间，生在高级干部之家，父母相继被关押，自己被寄养在农村，每天饱受身体出血的痛苦，“疼得受不了，就把两个哥哥放在家里的烟叶拿来抽，抽的头昏脑胀才能止痛”，郑卫宁回忆，“那时候发病了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看着关节肿得比脑袋还大，直到它自己停止。没有药吃，没有血输。”郑卫宁生命的前13年，只能用手爬行，双腿萎缩，最终导致残疾。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总是希望能以一个亮丽的形象展示在别人面前。郑卫宁也不例外，得到一辆自行车后，他就坐在后座上，希望通过滑行来掌握平衡。“骑自行车奔驰在路上，每一个残疾人都愿意用生命去换这一刻。“郑卫宁感慨，”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骨子里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开始显现。”

　　1995年，为了能让郑卫宁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72岁的老母亲带着郑卫宁来到倡导无偿献血模式的深圳。这一年，郑卫宁40岁了，即便已经完成了中文，法律，企业管理等课程的学习，他还是没能找到工作。此后，母亲的去世，妻子的操劳，自己染上丙肝，接连的打击让他试图自杀了三次，“最艰难不是身体上，是个人自信心毁灭性的打击。”郑卫宁称自己为高成本的苟延残喘，“巨额的输血费，营养费，生活费，那时候感觉自己活在世上是有罪过的，影响了别人的生活”。

　　为了让丈夫重拾生活信心，郑卫宁的妻子给他买了一台旧电脑。聪明的郑卫宁很快就学会了制作网页、组装电脑。很快，他就在家里搞起了“电脑兴趣组”，一群与他同命运的残疾人凑到了一起，大家决定办学边干，开始筹建“中华残疾人服务网”。

　　到了1997年，郑卫宁42岁，他率5名残疾人在深圳创办残友集团。刚开始创业的那几年，郑卫宁疯狂工作，如饿狼一般在市场上抢夺订单。遇到同行的非议时，他气愤难当：“我随时都会死，命都不要了，还在意其他人看法？”幸运的是，这家由残疾人组成的软件企业在市场上证明了自己。据说，十年左右时间，残友便占据了深圳大半的软件开发市场。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残友的小伙伴而言，互联网或许就是他们看向外界的那扇窗户。2003年之后，中国互联网产业起飞，小有积累的残友实实在在地搭上了一波时代更迭的快车。

　　从“电脑兴趣组”到“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从“打字复印小作坊”到拥有1家慈善基金会、8家非营利机构、30多家高科技社会企业、员工超过5000人的庞大社会企业集群。业内普遍认为，“残友”是国内最好的社会企业之一。2012年，残友集团获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首届国际社会企业大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最大认可。

　　据郑卫宁介绍，今年11月里，他们收到了残友软件将于北京上市的通知。从不到十个人的草创团队，一路走到今天五千人的残友集群，郑卫宁用了18年。

　　作为创始人的郑卫宁，或许正扮演了残友这艘大船的船长角色。同事眼中，郑卫宁是强大的，他凭借异于常人的意志力，创造了“医学奇迹”，白手起家，创立残友。有媒体评价称，他们正在用商业手段破解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社会问题——如何让残疾人不再遭受社会歧视。

　　2010年，郑卫宁获得责任中国公益盛典年度公益人物奖。颁奖词这样写道：残酷的命运面前，他以坚韧的意志自救，又以执着的行动救人。他把面对死亡的窘迫，化成回馈社会的豁达。10年来，他缔造了残疾人在高科技领域集中就业的典范。他又以毫无保留的捐赠，为残疾人公益事业留下永续发展的平台。

　　在他看来，自己走的是条不归路。“家人朋友都希望我能安享晚年，但我自己有打算，我要一直工作，直到死在自己的打工台上。”采访中，郑卫宁最常说这么一句话：如果我死了，商业模式破产了，那五千人就会回到原先那种毫无价值，孤立无援的人生中，所以我要拼命挣扎，改进自己的商业模式。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这是泰戈尔的一首诗，郑卫宁很是喜欢，他作了改编：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他这样活着，在残疾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选择自己创造岗位；当别人顾影自怜的时候，他选择勇敢抗争。这是他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的方式。

　　关键是，这样活着很酷！

　　微访谈

　　中国财富：你曾经获得过责任中国公益盛典公益人物奖，你怎么看待“责任”这两个字？

　　郑卫宁：在我看来，最大的责任是有一种使命感，他们的责任在自个儿心中，是跟整个国家，世界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属于这样的人，金钱对我来说不重要。这一类下面，是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可能对自己的家人，同事，社区富有比别人更大的责任感；他有公民的素质，会把权力和义务对等起来，在享受每一项权利的时候，都会想到付出的义务，这样的人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中国财富：你女儿现在多大了？父女俩沟通多吗？

　　郑卫宁：她在深圳大学当老师，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女儿说跟我吃个饭都要预约。但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不能事事都做好，对我来说，我的使命就是做好残疾人事业，让更多残疾人能有尊严地生活在世界上。我觉得自己能做好这件事就很好了，在家庭和其他地方，我是个失败者。但我想，虽然女儿有时候会抱怨，常见不到我，但当她跟别人提起我，和三岁的小儿子说起我的时候，她一定是很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