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永胜:老牛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已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相对其经济体量而言尚不匹配，还在起步阶段，须要大力发展。

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2014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为3583.8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其中，个人或家庭捐款占72%，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捐款来自民众。同年，中国境内接收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1042.26亿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6%;且企业仍是捐款的主力军，占比约七成。

美国的慈善之路走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非常成熟，接近于全民慈善。而事实上，中国的慈善历史更加悠久，也不乏慈善事业延续了几百年的典范，例如，北宋名臣、文学家范仲淹在公元1050年即捐出地产1000多亩设立范氏义庄，用地租赡养贫穷的族人，历经800多年朝代更迭、战乱，由其家族一直传承到了清朝时期。只是，这样的慈善实践在中国太少了，且始终断断续续。

我十分认同牛根生先生的一个观点，即“首先是发现，其次才是发明;发明很难，发现比较容易”，在发现基础上的发明更具科学性。例如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女士，正是在“发现”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的基础上，“发明、改进”了提取方法，最终创制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我认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也适用这个“定律”。西方一些国家的公益慈善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所以我觉得中国公益慈善界不要急于创新;在创新之前，我们可以先去发现和借鉴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而后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进。

在国外考察和自我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家族基金会贡献之大：

一是在解决社会一些长远问题和难点问题上，家族基金会可以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例如环保问题，单靠政府解决，难度大、负担重;社会组织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一般的社会组织很难有持续投入资金的实力和人员保障;家族基金会资金相对充裕，人员也比较稳定。

二是家族基金会可以影响和带动其他富裕人群一同向善。比尔·盖茨于2000年成立了盖茨基金会，旨在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2010年，他联合巴菲特发起“捐赠承诺”，倡议富豪生前或死后捐出一半以上财富。目前，该活动已得到全球约140位个人和家族响应，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在其中。最近，扎克伯格宣布捐出价值约450亿美元的Facebook股份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三是尤其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如何让富人向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富人捐出财富成立家族基金会，能够使社会贫富差距相对缩小;另外，在社会公众心理层面，也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

四是通过以上三方面，家族基金会在客观上能起到传播公益慈善文化和理念的作用。从做公益慈善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中国公益慈善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而不是政策、资金等。观念是一切事物的发动机、中枢神经、核心驱动力，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

五是家族基金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就业不足，减轻社会负担。以老牛基金会为例，近几年陆续招募了7名应届毕业生，其理财团队和运营团队合计起来已有六七十人，相当于一家小型企业的人数，这还仅仅是直接就业岗位。如果粗略计算一下间接就业岗位，就更加乐观了：十年来，我们通过众多公益慈善项目如援建学校、建设环保项目区、资助设立公益慈善组织及研究机构等，提供间接就业岗位已超过了1200个。之前我曾引用过一组数据，即“2014年中国有1271位企业家财富达到20亿元及以上”，假如这些富豪分别设立各自的家族基金会，类比老牛基金会，则将会提供超过150万个直接、间接就业岗位。

六是家族基金会可以有效地推动科学进步和社会创新发展。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例如：弗莱明在发现“青霉素”的过程中就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的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先后造就了11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盖茨基金会现在是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大资助者，资助的范围包括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烟草控制等。在推动社会创新方面，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影响力投资”的首倡者，其在2007年便提出了这一创新理念，力图创造资本与公益的非典型牵手;新加坡连氏基金会推动了新加坡的临终关怀，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临终问题并学习临终关怀;休利特基金会是资助MOOC的先驱，这种新型在线教育形式的理想是“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

为什么家族基金会能够有这么多贡献?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著名的家族基金会能够传承这么久?为什么盖茨基金会从诞生那天起就赞声一片，现在越做越好，甚至有超越老牌基金会之势?我认为，原因是它们在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一是资产管理与保值增值，这是根本;二是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三是团队稳定与能力。同时，也不能回避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因素。

经过多年学习和实践，中国公益慈善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牛根生、马云、王健林等一大批企业家的慈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所以他们“走出去”是具有品牌效应的。公益慈善的品牌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我认为，公益慈善的创新首先是资源整合与合作共赢，在整合和合作的过程中产生新的能量和效益，这实际上是品牌附带的价值。老牛基金会有两个案例可以分享：

一是与保尔森基金会合作开展的中国湿地保护项目。2014年2月26日，老牛基金会和保尔森基金会正式宣布：由老牛基金会和保尔森基金会共同出资，联合国际鹤类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等机构和部门，共同推进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研究与保护中国最不可替代的自然湿地资源;首期启动三个子项目，即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网络建设及培训项目和鄱阳湖湿地保护管理示范项目。

二是与盖茨基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共同捐资设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提升公益慈善专业教育水平，促进中国乃至国际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些合作，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公益慈善正日渐得到国际认可;另一方面，比尔·盖茨、保尔森等人国际影响力巨大，与其合作开展项目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聚集最多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益”。决定企业优劣、成败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效益，一个企业履行了许多社会责任，但如果效益提不上来，最后还是会死掉。公益慈善行业同样讲求效益，这个效益指的是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多、最难的问题，实现社会影响力最大化。

除了资金、品牌的引入与整合，这些合作更多的是在公益慈善文化和理念方面的交融与借鉴。例如，我们过去头脑中的“环保”仅仅局限于“植树种草”，方式传统、效益低下;但是，通过一番学习借鉴之后，我们意识到“植被修复与保护”是要将土地还原成“它原有的样子”，恢复到一种“近自然的状态”，即让每一片土地发挥其应有的自然生态功能。同时，还要注重“生态问题”与当地社区“生计问题”的良性处理，与当地社区居民形成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即只有解决了社区的“生计问题”，社区才有精力关心“生态问题”。

下一步，随着牛根生家族及老牛基金会事业的传承和壮大，我们将会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统领整个牛氏家族的资产管理和监督。在欧美，家族办公室发展历史悠久;1882年，洛克菲勒家族就设立了家族办公室，一直运营至今，不但为洛克菲勒家族管理家族财富和家族事务，还为其他一些家族提供咨询等服务。

对于家族基金会的运作，成立家族办公室能够有效实现家族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起到监督作用，确保家族基金会更加专业和高效地开展公益慈善。我认为，家族办公室将是中国未来相当一部分已设立或有志于设立家族基金会的富人们的选择。(整理_徐会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