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朱健刚：面孔模糊的行动者

　　阴历2015年的最后一天，朱健刚在朋友圈写道：这是广州一年中我最喜欢的时候，安静、祥和、人少，独坐夕阳里，已忘心何处。两张配图，一张是人影稀少、难得清静的临江大道，一张是夕阳下泛着金光的小蛮腰。

　　这位辗转北京、上海，最后落脚广州的公益学者，在这里已是第十四个年头。

　　到现在朱健刚还记得，2002年决心到广州，出发前，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的老师电话中跟他说：“快来广州吧，这里大有可为。这里离北京远，离香港近。”

　　朱健刚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他的教学、科研和公益实践相通，从人类学的视角，践行社区公益，为寻找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打开了一个空间。

　　非常苦，但是高大上

　　1991年，朱健刚在北大攻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便对基层社会产生兴趣：国家权力怎么到地方的基层社会?被保送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研究生后，他开始研究社区，并接触到人类学，“我们这一代受费老(费孝通)的影响比较深，认为解释中国，西方的理论是完全不够的，而要去了解在基层社区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朱健刚看来，人类学是一门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学科，有独特的社会文化视角，又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他为其深深吸引，大量阅读相关书籍，甚至在看了周大鸣教授的《都市人类学》之后，直奔中山大学向其请教。周教授对他说：“那你可以读人类学呀!”这句话点醒了他。

　　1998年，朱健刚放弃任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博，深入学习人类学这门学科。

　　“如果你比较关心人性、关心人的方向、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关心人的命运，那么就会需要一个整体主义的学科来理解这些事情，……世界上有人类学这一门学科，非常苦，但是高大上。”现在，朱健刚常跟学生这样解释人类学。

　　香港，有着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应的基层社区的运行和大陆也有所不同，这让朱健刚觉得新鲜。读博的四年里，他经常参加朋友举行的社区工作坊，走进九龙半岛的“贫民窟”，“那真的是一间房子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我到上海去研究这个，就能理解了，是正常的一个社区。”

　　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教育背景，给了朱健刚丰富的见识和看问题的独特视角。他常说，政治学帮助他建立一种价值观，去认识社会、理解个人的处境;而人类学让他注重人的情感因素，“尝试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中国当下的一些问题。”

　　太超前了

　　社区，是朱健刚公益之路的发端。

　　最初的社区考察，朱健刚是以政治学的视角、以公共管理的姿态进入的。1990年代，城市里贫困、健康、环境、流动人口等问题已相当严重，朱健刚在上海闸北的一个面临拆迁的社区—平民村待了一年时间，发现凭借强硬的制度规范和经济援助，根本不能解决社区的这些问题。

　　他在平民村遇到了一群志愿者—复旦大学法律系学生，他们来到这里为下岗工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这都是瞎扯的事情，怎么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不正义?”朱健刚对此很是不屑。但是学生们的执着令他好奇，他决定参与其中去看个究竟。结果，他被感动了。“虽然整个大局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这些下岗工人、农民工的生活，因为志愿者的介入、帮助，开始发生一些好的变化。”他感慨，“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柔软、温暖的力量。”

　　朱健刚决定成立专门的社会组织。2000年，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成立，为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法律、环保、教育等志愿服务。但是，没有资金，没有名人代言，“热爱家园”在注册时碰了壁，只能以“不合法”的身份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见证了社会组织发展困难尤其是能力建设不足带来的困境，2002年8月，朱健刚和几位朋友以企业形式注册了“绿根力量”，明确地把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作为机构目标，为民间志愿者组织提供评估、培训、咨询和网络建设服务。

　　这些动静引起了政府的注意。2004年夏天，上海团市委领导到平民村视察工作，询问这群年轻人有什么困难，注册问题伺机被抛出。此后，“热爱家园”名正言顺得以注册。

　　“太超前了!”朱健刚评价这些行动，“当时没人太了解这个，即便在上海，公益组织都是个新鲜概念，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的，更别谈NGO、NPO了。甚至有好心人告诉我，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不能搞组织的。不过好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并不强调这些概念，就是想做点实事。”

　　循着这一脉络，朱健刚了解到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部门，他的研究也从社区转入社会组织。他发现，中国最有可能变化的，绝对不在精英阶层，而在底层的地方，“那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权力是真空的，民间的力量更好发挥”，NGO的参与，为其培育了更多的积极公民。

　　“热爱家园”运行至今，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民间志愿组织之一，其经验被广为传播。关于这一场上海实验，朱健刚在《国与家之间》这本书里，有更考究的阐述：在里弄邻里中，各类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动了公共空间的生产，它们构成了邻里中的基层参与网络、居民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

　　行动的力量

　　上学期间，朱健刚经常参加一些沙龙，但是他发现，大多都是空谈，“中国往何处去，都特别能分析，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讲完之后大家就洗洗睡了，第二天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给朱健刚带来很大的刺激，落到实处的行动，是他更乐见的。

　　灯塔计划是广州一个面向农村教育的民间义工组织，2001年3月，朱健刚在报纸上看到其相关新闻，并不看好，“不就是大学生到农村里面泡一泡!”第二年，他抱着“垦荒”的心态到广州就职，从报纸上再次看到这个组织的消息，“它居然还在，”他非常惊讶，“这一群年轻人了不得”，由此更深切的感受到NGO在民间的力量。

　　“乱哄哄的”，2000年代的广州给外界这样的印象。朱健刚想起一位志愿者朋友说的话：既然已经很糟了，那就没有比这更糟的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起点上做些什么。

　　在广州，朱健刚看到，工人联合起来维权，社区居民取消物业管理实行自治—诸如此类的行动，让他意识到，“如果一个组织能够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从底层打拼起来，并在没有合法注册的情况下，做得如此生机勃勃，那就是高手。”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动力。而在民间，他看到了这种动力，而且这种力量是无穷的。

　　但他也遗憾地看到有很多民间组织在夭折，“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团结社区的人，他可能成为一个‘烈士’。但是‘烈士’基本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尤其在1989年之后。”

　　朱健刚希望能从背后对民间组织予以支撑，“给那些努力改变社区的人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力量。不只是钱，更要提升他们的能力，建立网络，形成一个团队，甚至还要帮他们注册成组织。”在他看来，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我们就干这些事。”

　　2004年，朱健刚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同时筹办了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2006年，中心挂靠人类学系，更名为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注：ICS后来脱离了中山大学，并更名为广州恭明社会组织支持中心)，ICS是一个NGO的支持网络。朱健刚认为，中国的草根NGO发展面临着法律、人力、资金、信任、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他希望ICS能够成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

　　基金支持是第一位的。2006年12月，ICS发放了首批“千里马”基金，4位“社会创新家”每人每年获得大约2.4万元的工作补贴。中心还向受制于行政经费短缺的草根组织发放“种子”基金，另一些组织则通过“过桥”基金，得以安然度过新、旧项目之间，或者项目意外中断形成的空档期。这些不同功能的基金，都是ICS 2006年7月创立的“和谐”基金的组成部分。“和谐”之名，源于中心力图倡导的价值观：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公民参与和社会公正之上。

　　初始，基金总体规模不大，每年只有30-50万的资助，但这种资助模式在当时很稀缺，加之切中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关键需求，在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9年9月，作为资助型基金会的“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是圈内仅有的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基金会，朱健刚任副理事长。

　　千禾的“社区”，并非指一个具体的居民小区，“社区对千禾而言，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社区代表一种地域，代表千禾建基于珠三角地区，着力于推动这一地区的公益创新与社会建设;其次，社区代表一种价值，千禾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资金资助的数额，而更在于千禾资助所带来的社区实实在在的改变，带动公民的根的生长;第三，社区代表一种工作手法，即‘以社区为本’的工作手法，千禾强调支持社区中的公益组织和个人，和他们一起以创新的方式回应社区需求、构建社区信任、增进社区福祉、解决社区问题。”在《民间千禾的社区之路》一文中，朱健刚写道。

　　千禾基金会的尝试，引起了政府对社区基金的兴趣，企业也有了投资社区基金的激情。仅2014年，在深圳特区政府之力的推动下，就有7个试点社区基金会成立。房地产界也开始在重庆、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开创“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居民自治、各司其职”的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模式。

　　在进行社区社会组织的资助中，朱健刚发现，在社区中永远不缺有情怀、想做事的人，缺的是能把事做好的人。在他的领导下，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于2009年进行了第一届学员招募，对一批扎根社区的草根NGO的领导人进行领导力培训，“我们认为，这批服务于基层社区的公益组织的领导人，他们的成长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良性转型意义重大。”

　　从城市社区出发，研究NGO组织，进而研究公益慈善事业和它的转型，朱健刚十多年来在公益界开创性的探索，越来越为公益界所认可。此后，正荣基金会、敦和基金会等资助型基金会，以及银杏伙伴计划、机构伙伴景行计划等公益组织能力建设项目相继出现。

　　朱健刚说，自己走到哪儿都像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但自己只是在做实事，“十五年前搞社会服务，人家认为你不务正业，现在公益慈善、社会组织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慈善法(草案)》也已出台，主不主流不知道，至少它变成了正业。”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相比十年前，当下的公益慈善领域是一片蓝海，朱健刚则对众声喧哗之下的公益江湖冷眼旁观：放开是相对于以前而言，现在更关键的问题，一是对国际组织不但没有开放，甚至将会管得更严;二是对于维权、倡导类的组织，过于防范;三是政府一窝蜂地搞运动式的购买服务，将会产生更多的寻租行为，“多少NGO在购买服务下，纷纷脱下自己的伪装，跟着风走了。”

　　“但我总体上是乐观的，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朱健刚说，“虽然实际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行动者，行动者就是要看到希望。”

　　朱健刚在中山大学开设的“公民、社会与发展”课程，是学校热门的公选课之一。一位听过他课的大二学生在博客中写道：一门好的课，能够影响人的价值选择，甚至一生的命运……

　　周如南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副院长。他说：“我是受朱老师的影响，才走上公益的道路的。”

　　高考被调剂到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周如南，大二暑假参加了朱健刚发起的田野调查，自此投入其中，并在朱健刚的影响下更多地关照到民间公益领域。博士毕业后，他也走上了中山大学公民课的讲台，同时以公益人的身份投入到NGO的传播和培训中。

　　朱健刚自认，他不是自由主义斗士，更不是什么青年领袖、雷锋式的人物，他跟传统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是行动派的学者。“我就是想做点实事，证明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好的事情是值得去做的，而这些事情又能够带来改变。不是说改变中国，那太大了，就是给社区、给社区人的生活带来改变。而别人都还不知道怎么搞，我常常会为此觉得暗爽。”

　　但是，他也不免怅然。“在转型的时代，行动者的面孔都是模糊的，尤其在现在的敏感时期，我们要变得更加模糊才行。”

　　朱健刚说，以前自己从来没刻意考虑过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直做事，最近开始想要做个好人。“这个太重要了，卢德之说，他要做个有尊严的中国公民，我的理想，就是做个好公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