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面”爱情

今年2月14是中国的元宵节，恰巧又是西方的情人节。一个事关家庭，一个事关爱情。一位上海专家，从刚刚这个“相亲的春节”一位女孩“一天相亲5次”开始，层层剥开这条新闻，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和婚姻……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陈欣希望能当着爸妈的面，说出那个“不”字。

可那，只是希望，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从来没有。

经历过几百次的相亲后，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父母交代的结婚任务，然后，离婚。

现在的他下了班后，最多的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最好与世隔绝，和谁都不用说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数以千万计在都市务工的青年男女，都已经历或正经历着与陈欣过去类似的故事。

他们回到农村，在短暂的假期中频繁相亲，仓促定下终身。

这样的婚姻，就像泡面、速食，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却难说美味、质量，并可能会留下难以预想的后果；但看上去这一切似乎又难以避免。

在2月14日的这一天，我们想说说婚姻与爱，说说他们的故事。

最高峰一天相亲近10个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女孩一天相亲5次，最后连相亲对象长相都记不清的新闻，引来网上无数的感慨与转载，相亲成了春节一大热点。

陈欣的弟弟看了新闻，就笑，“一天5次，我哥的最高峰时比她只多不少”。

陈欣坐在一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性格的内向，让他早已习惯安静地坐在角落，就像众人谈论的事，与他毫无关系。

加上160厘米的身高，陈欣与不少女人心目中理想的丈夫样貌，似乎相距甚远。

可是，他已经结过婚了。

中学毕业后，陈欣进中专学习车工，毕业后在西安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

剩下的，就是全家最关心的，他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了。

从那以后，每次过年、过节回家，陈欣总要相几次亲，但和大多数女孩都只见过一面，有时甚至就是在街头两人碰个头，说几句话，没了下文。

陈欣的相亲数量，在3年时间里，按弟弟的话说，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最终至少“一个营”，“三四百人总有的”。

最高峰一天，陈欣自己回忆，将近10人。

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一个女孩礼貌地提了点东西到家里来，没过10分钟，陈欣看了看表，和女孩打了声招呼，提着女孩的东西就出了门。

和下一个女孩约好的时间到了，也是要去家里，他干脆提上女孩送的礼物，直接送去了下一家。

甚至让人好奇，到底哪来这么多未婚女孩能和他相亲？

其实并不复杂，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餐馆、商店里的女孩，多数来自下属的县乡，能够找个差不多的，嫁到城边的村里，总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

3年时间，陈欣甚至不愿去回忆，更多时是父母之间的争吵，母亲喜欢父亲不同意，父亲中意母亲不爱……

终于，2011年，陈欣和一个女孩订了婚，对方是一家卖米线小店的店员，半年后两人结婚，皆大欢喜。

他与妻子在婚前，也只见过三四次。第一次见面后感觉还不错，第二次带女孩和女孩家人逛街，给女孩买了几件衣服，还有几件金首饰，权当订婚礼物，接着就是摆订婚酒了。

婚礼，放在了那一年的国庆节，家人摆了15桌酒，房子是早已准备好的城里一套两室一厅，加上买家居用品的花费，大概不到5万元。

节后，陈欣又回到西安的工厂里，女孩依旧留在米线店里工作，两人各居一方。

半年后的一次偶然，父亲路过他们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原想帮两人收拾一下，却惊呆了——家里竟被搬得空空荡荡。

父亲以为遭盗了，又觉不可能，再去找儿媳妇，这才知道，两人已背着家人离婚了。

父亲暴怒，强令陈欣回家，内向的儿子嗫嚅半天，终于说了实情：由于分居，妻子又爱上了别人，和他提出离婚，他怕家人责备，也对这个女孩没什么留恋，于是就偷偷办了手续。

分手前，女孩把家里能搬动的，全都搬走了。搬家的车钱，还是陈欣付的。

面对这样的儿子，一家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许久，陈欣才告诉父亲，在他工厂附近一家小吃店的女老板，对他一直很好，可她离过婚，还带着孩子，他怕父亲不同意，一直没说。

家人反对是自然的，更重要的还有女老板提出的要求，“结婚可以，也不要彩礼，能不能在老家盖5间新房”。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家人原想顺着陈欣的选择，这下没有了。

至于之前的妻子，“你爱过她吗？”陈欣沉默不响，“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想对爸妈说不。”

婚姻是什么？“就是找个人，一起过日子吧。”

要是父母不同意呢？陈欣更沉默了，“别逼我了，我就这么过吧。挺好的”。

缩小的婚嫁圈

陈欣的经历，在李德看来，并不意外。

李德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在2010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已将眼光投向这个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

最初引起李德兴趣的，也是陈欣、与新闻里那个女孩都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回家乡找伴侣？

李德还记得，10多年前的2002年春节，在北京打工的弟弟与一个安徽女孩结婚的事，两家相距300多公里，类似的状况当年全村还有好几个。

但近几年，村里春节回家探亲时的“闪婚潮”开始了。每逢春节的十多天，附近村庄适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见面、下彩礼、订婚，并约来年办婚礼时间，一直热热闹闹。

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按理说，社会发展了，外出多了，流动也方便，现代青年农民工本应视野更广、交友圈更大，无形中自由恋爱、异地婚姻的状况应更多。

但真在实地做田野调查后，李德发现，结果完全迥异。

中国传统农村的通婚距离一贯很近。曾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前250年间北方农村嫁娶地域做调查，发现近半数户主婚前与其配偶两家相距里数在3里—10里之内，绝大多数户主通婚距离在1里—20里之内。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工的婚嫁圈开始发生变化。一份对河南农村5个不同地方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前，河南省农村居民嫁娶位置以 “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为主，这三种比例自1949年至1978年的平均比例之和为95.86%。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项目的数据下降到82.89%，而“异省异县”的比例上升到16.69%，而且出现了“异国”婚姻。

在李德定点调研的河南省L村，村里第一个异省结婚的女孩小李，1990年小学毕业后便去北京打工，认识了来自山西绛县的小孟，两人最终在1998年举行了婚礼，并在L村相邻的县城郊区买了宅基地，盖房生子。

但在近两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更不一样”。

李德曾对335名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与当面访谈。“坐在他们对面，常常觉得矛盾、出离。他们会说爱情、说自由、说责任，但从调查问卷结果看，他们的性观念更开放，对异地婚恋的期待反而越来越少。”

惯常的原因，“他们在城市里的自由恋爱，往往会遭到来自双方父母的反对。”即使父母不反对，对日后去哪里落脚的想法，也和之前的农民工们不一样了。加上，女方父母多会提出至少在当地县城买房的要求……久而久之，在城市恋爱、回老家结婚，成了越来越多青年农民工的现实选择。

“与人们的设想恰恰相反，当下越来越多农村青年的婚嫁距离，在缩小，内圈化了。”

在L村访谈时，除了客观交通条件限制，李德得到了村民给出的3条现实理由：两家距离近，方便相互帮助、照应，特别是农忙季节、盖房子等大事；住得近，可以多走动，拥有一份亲切感，也可增强感情；女方嫁得近，还可以在生气时，很快得到家人的帮助，不受欺负。

而在城市工厂里的调研，女工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觉得与同一个地方的人结婚会有共同经历和语言；嫁人嫁得不远，父母可以放心；同村人结婚可以更了解对方。

不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城市，几乎没有人赞同异县异省婚姻。

李德分析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一是80后因计划生育的施行，农村家庭子女开始减少，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度增大；二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体系、水平的缺陷，使养儿防老、养女防老的观念依然浓重。

一条条“不得不”的原因，加之外出打工少回家的现实，让媒人、相亲、闪婚“不得不”又热了起来。

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他(她)们的婚姻策略

陈欣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想法与经历，并非只是他个人的问题。

从2010年起，李德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进行系统调查。持续一段时间后，李德发现，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已开始形成自己全新的婚姻策略。

婚嫁的距离，只是其中的表象之一。

既然不被父母认可，新生代农民工们在大城市中的恋爱，更像只是为了填补双方感情的空白，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开始游戏人生的不在少数。

从问卷的结果看，虽然超过80%的人赞同自由恋爱，以感情为基础，对方人品要好，不考虑对方贫富、学历等情况。但对待婚姻，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婚后不幸福就应当离婚；超过70%的人赞同婚前同居，超过40%的人认可婚外恋和外遇；逾四分之一接受女孩子傍大款、当小蜜。

观念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与判断。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逐渐成型的婚恋新策略，日渐显著。

比如“社会阶层、门当户对”的理念。

“城里的女孩和女大学生根本不会看上我们，我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收入低，养不起。即使将来做了老板，挣了大钱，也不会娶，说不到一块……”这样的自我认知，似乎每个受访者都明白。李德在城市一家工厂调研，全厂27名已婚者，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在老家属于不穷非富。“因为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主要都依靠农业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所以家庭条件差别不是很大。”

对自身与伴侣的要求，微妙的变化同样已经出现了。

对于个人，最明显的莫过于结婚年龄的推迟，过去农村女孩一过20岁就算老姑娘的观念，一去不返。现在不论是女孩自己，还是男方都已不那么介意年龄，在国家规定的女性23岁、男性25岁晚婚线后再准备结婚的人，占了大多数。

对伴侣的要求，在看重品德、身体健康这样的传统标准的同时，对对方身高、长相等外在容貌要求逐步提高。这种容貌要求，是相对于传统在田间务农形成的那种相貌而言的，比如皮肤粗糙、黝黑，穿着旧式，从没出去打过工，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所以，越来越多的，婚姻是打工者找同乡打工者。”李德说，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生活，逐步接受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是在基本改善、解决温饱后，对审美意识的唤醒，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但重要的是，无论男女都显示出物质主义倾向。对方家庭的富裕，未婚夫非农业技术的挣钱能力，女生的外貌、性格愈发重要。过去一直受欢迎的身强力壮、勤劳朴实的男青年，相貌较差却善于理家务的女子，如今受到冷落。

时代的烙印，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身上。

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

只是所谓的爱，与两情相悦的婚姻，被裹挟在厚厚的“策略”里。

近1.5亿人的婚姻家庭

还很难判断，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婚恋转变，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只是，当越来越多陈欣的出现，当爱情、婚姻被量化、被消费、被速食，令人隐隐不安。

春节一天5次相亲的故事已让人感慨，但若将搜索面再扩大，从令人唏嘘的除夕夜云南腾冲灭门案，到去年江苏男女青年相亲，竟是嫖客小姐；河南村支书被捕，笑谈村里孩子一半都是他的，类似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再联想到2012年河南光山校园伤人案、2011年贵州毕节被烧死在垃圾桶里的留守儿童……

条条新闻的背后，似乎都有着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影子。

李德从社会学的视角，在研究中将农民工的婚姻问题拓展开来。结婚前对恋爱、性行为的放松，会更易引发堕胎、卖淫等社会问题；结婚后的婚姻，尤其是当有了孩子后，问题更加复杂。留守儿童的安全，留守妇女的自我保护与压抑，独自在外打工的性压抑、性犯罪，与结成的“临时夫妻”，都是当下阶段的棘手难题。

李德觉得，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工的婚嫁距离、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民工荒等，这些以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在当前城乡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似乎都有了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通过农民工婚姻这一点，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全部串了起来。看似简单的恋爱、结婚，一只手牵着一个个人的幸福，另一只手拉扯的，是令社会稳定的最基础细胞——家庭。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63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近1.5亿人。

真的，是人们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在物欲中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吗？

其实未必。单看每年春运时，在中国大地流动着的数十亿大军，就能体会，家，仍是中国人的心底最深的牵挂。

在李德与同事最新的研究中，他们感觉到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困境的核心，源自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

2013年12月14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一个思维已开始现代化的人，却不得不面对难以逾越的落差、难以摆脱的乡村观念，矛盾必然出现。国家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他们带来希望。”李德说。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消除农村，也不是推平田地盖新楼，在李德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即以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有层次、有梯度的产业转移、新城发展中，能够带着“乡愁”安然落户新型城镇，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有活干、有房住、子女有学上、生活有保障。

“也就是说，实现他个人全面发展，这也应是新型城镇化真正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