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底色其实是善良，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即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看文学作品或电视剧，也会为里面的好人而动情，为其中的坏人而愤慨。即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在家里也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孝敬父母，做个好人。由此可见善的力量。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讲，此言也在理。如果人性是恶的，人人都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那人类可能还没有走出原始的丛林就早已灰飞烟灭。最先的国家内涵并不是暴力、警察和监狱，而是管理，其原初意义应是组织分工合作，规范公共秩序，保障正常生活，西方也好，东方也好，率多如此。

　　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化出不同的等级，有王公贵族，有平民百姓，有庶人奴隶，三教九流，由此而成。等级的产生促成利益的不公平分配，高等级远远高于低等级，高等级逐步支配低等级，利欲的污染渐渐使社会雾霾笼罩，疾病横行，逐利渐渐成为人类自然冲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果戈理把政治的逐利写得入木三分，莎士比亚则将商人的贪婪刻画得呼之欲出。许多志士仁人对此势态痛心疾首，穷毕生精力想把政治这条穿行在暗流汹涌里的船只扳回到善良的人性航道，于是就有了《理想国》，有了空想社会主义，有了天下大同，有了共产主义。所以历史上那善良的叹息，一声一声，悠远绵长，至今不绝。

　　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就像本文开头所说，善是人性的底色。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的放大效应，把逐利的丑恶渲染得暗无天日，其实并不尽然，无论官场也好，商场也好，贵族也好，平民也好，作为人性之善，其光辉仍窖藏人心，焕发人间。法治与道德像两条坚硬的绳索，顽强地规范着逐利这匹烈马。如果说善与恶是人类基因中的两朵“姊妹花”，那么善良之花要开得更加灿烂。人类一代一代延续，其主体教育还是教人趋善从善，而决非趋恶从恶，善根就这样一代一代种下，这才有了人类的正常繁衍与文明进步。如美国的黑人解放离不开林肯式政治家的善良关怀，南非黑人和平执政，离不开黑白两个种族的善意谅解。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社会终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如无善因，决无此果。

　　托克维尔“人可完善”的理念，认为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是人有完善自我的能力，而动物没有。社会与制度也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大学》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只有完善、至善的概念，而没有完恶、至恶的理论，这是人类共通的文明。这才是人类自身对人类属性的客观诊断与基本认定。

　　所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要有起码的信任与互爱，“老死不相往来”“比邻如若天涯”现象实属与善相悖，殊不正常，毕竟“见死不救”“陌生人陷阱”“救人者反被诬”“劫财杀人”之恶人恶习永远只是少数。但信任与互爱需要信仰。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宗教，其本质都是劝善劝和的产物。人有了现实利益后，要有精神追求，更要有宗教信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利欲就像一个炸弹，时时都有引爆的危险，因为那里的人没有敬畏，没有底线，没有憧憬和梦想。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历经几千年，为稳定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结构与民众趋善心理，功不可没。其实，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特别是其中的仁爱之道、善恶相报、亲近山水等内涵，均与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近，应该去糟求精，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