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南京女护士被打瘫痪，继而又发生潮汕百人押医游街事件，检视4年医改成果的医患关系这一指标显然未有改善，甚至有恶化之势。而医患关系的紧张，其实已经影响到评估医改成功与否的另一个核心指标———医务人员积极性。暴力伤医，表面上看是破坏了医患关系，深层次则不仅伤了医者的自尊心，还连带让医者普遍形成“自保”心理，长此以往，患者势必将因此无法获得最佳治疗方案。

有鉴于医改主力军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未被调动、反被挫伤，来自医卫界的89名全国政协委员近日完成联名“紧急提案”，吁请在两会期间召开紧急协调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让警方成为医院安保的主体。不过，笔者认为，这一呼吁即便得以落实也仅是治表之计，更何况还有加剧医患关系紧张的风险。笔者始终认为，堵，并非良策；疏，方是出路。而所谓的“疏”，就是要在医疗改革中让公益的回归公益，让市场的回归市场。

为何伤医事件主要发生在大医院，而且是公立医院？其实这一问题一开始就应该被反思。在笔者看来，患者及其家属之所以会在大型公立医院以极端的方式表达诉求，其中重要的因素在于，他们对国家办的大型公立医院抱有特殊期待，并且，在“以药补医”机制不断被国民所知的情况下，上述期待或者说要求被进一步提升。

但与此同时，在伤医事件不断被爆出的环境下，医者难免催生“自保”心理，而这又难免会影响整体医疗质量。这注定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如何破除这一循环？笔者认为，应该让大型公立医院回归其“公益”本质，做成真正意义上的非盈利性国立医院；同时，让社会资本去满足国民更高层次或者说额外的医疗需求。因为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以及医护人员积极性的问题。

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公立医院主要靠医生卖药赚钱，医生则又主要靠吃药品回扣营生。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的一席话颇能反映上述问题，据其透露，“大医院的医生，工资待遇等能从医院得到的大概不到1/4，其他全部都由自己搞定。”也正因为基于这一现状，钟南山已公开表态，医疗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益性。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要解决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问题，眼下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要“以药补医”问题，通俗地说，应将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领比公务员更高的工资，让医护人员和公立医院均不用再去赚卖药的钱。

这样一来，患者到公立医院就医的药费部分将有望实现可观的下浮(非基本药物目前普遍仍按15%的差率在医院药房加价销售)，“看病贵”问题有望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同时，透明的药价也将有助于缓解医患之间紧张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医护人员得以拿到体面的工资，势必将更好地去服务患者。

至于让社会资本去服务国民更高层次医疗需求，则不仅有助于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帮助公立医院分担“就医难”问题，同时客观上也将有助于财政将更多的钱用于真正需要国家补贴解决“看病贵”问题的群体。

事实上，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令公立医院药房托管这一当前医改最大的新争议迎刃而解。

依照现有的医院托管模式，相当于医院找了一个掌柜(即托管企业)帮自己去跟用药企收取回扣，由于托管走合同模式，无异于将此前医院吃药品回扣的潜规则“合法化”，并让托管企业无形中掌控了独家进药权。

而倘若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那么，公立医院门诊药房就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让社会零售药店去承担这部分社会功能，公立医院仅保留住院药房，也将有助于降低医院在用药调配方面的人力成本。此外，由于没了药品加成的“烦恼”，即便住院药房再交由第三方去托管，想必用最少的钱进最具治疗性价比的药品，也将成为托管企业、公立医院和患者的一致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