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实际上是个舶来品，这项20世纪初在西方企业中萌芽的理念，逐步引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跨国公司大批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带来技术、资金和科学管理方式的同时，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渐成体系。

    日前，《财富》（中文版）采访了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刘卫华，他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学者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的金字塔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即经济责任，企业需要盈利，对股东负责；第二层是法律责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盈利不能去破坏法律法规；第三层是伦理责任，道德层次；最后是企业自愿执行的责任。

　　在刘卫华看来，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为社会和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并要实现盈利；同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也在通用电气公司(GE)的企业公民原则中得到了精确的诠释：盈利、符合道德地盈利、与众不同地盈利。

　　GE大中华区公关总监李国威解释说，一家企业要想尽到公民责任，首先需要做到盈利，否则就是社会的负担，更谈不上企业社会责任。“这是我们作为商业企业奉行的基本原则，有诚信的体系、不损害别人，包括供应商管理、人力资源政策、环保安全符合道德方面的需求。”他说。

　　企业实现盈利之后，最初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形式多以捐款、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等为主，但后期逐渐发展为提供教育、信息技术等方面，这在某些行业已经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如今，大多数《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在华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渐成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不再单纯是捐赠及社区活动等传统慈善行为。

　　刘卫华认为，捐赠对于企业公关和宣传具有一定的带来经济效益的效果。例如2008年，加多宝通过捐赠一亿元人民币让民众记住了这个品牌，陈光标也通过高调捐赠为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刘卫华也指出，捐赠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社会也不应该在企业捐赠款方面频频施压。

　　刘卫华介绍，根据2012年的相关数据，美国的富人以及个人捐赠占社会捐赠的85%，企业捐赠仅占5%。例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进行捐赠。在多数《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中资金的使用多是预算制，在社会出现突发事件时资金使用更加谨慎。

　　以GE为例，李国威介绍说，GE的人道主义援助款项是由GE全球基金会负责管理，拥有一套正式且完整的程序来管理赈灾活动，可以在灾难发生后做出及时和适当的反应和决定。

　　而英特尔在1989年独家捐赠资助成立英特尔全球基金会，基金会集中关注教育、社区发展和社会创新等领域。英特尔基金会每年会进行年度审视和评估，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基金会的发展方向。

　　《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中处于什么角色?刘卫华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应将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服务和需求作为基本出发点，这包括对所在国家输入商品的无差别性，以及在产品出现缺陷时处理方式的统一性上。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界定如何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次侧重，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侧重不是绝对的。刘卫华举例，汽车行业中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责任可能在其社会责任中占得比重较高。而当政府在汽车尖端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所欠缺时，汽车企业需要协助政府制定与安全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

　　刘卫华认为，对于与资源相关的企业，可能对环境保护等方面需要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给予更多关注，这也与企业的经营发展相辅相成。

　　作为一家在电力、石油天然气、水处理、医疗等多元化发展的《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多年来GE在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上表现突出。

　　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能耗效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较低的能源效率增加了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以及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国要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即到2015年，单位GDP能耗在2010年基础上降低16%，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8~10%，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

　　GE“助建绿色中国”的战略中包括：推动自身及行业创新、研发适合中国的清洁产品和技术;与利益相关方广泛合作，促进清洁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李国威介绍说，更多在“绿色创想”的体现为：一方面为市场开发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产品，另一方面是努力降低GE公司自身运营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自2006年“绿色创想”战略在中国启动以来，约31项“绿色创想”新技术和产品已经投放中国。

　　李国威指出，2013年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一部分原因是煤炭的使用。对此GE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将煤转化成气态后再燃烧，并已经与中国神华集团建立合资公司。

　　GE公司在中国着重开发和提供各类节能的清洁技术，在脱硫、脱硝等相关火电厂改造设备上也已经大大改进，包括燃气轮机和风机、智能电网、清洁煤产品等。

　　在天然气能源方面，GE正在与中国政府积极沟通，引导社会从煤炭资源到更加清洁环保的天然气资源战略改变，提高天然气在能源中的比例。在可再生能源的产品方面，风力发电、煤层气发电、生物气体发电等将帮助中国改善环境。

　　这些对环境保护以及新能源的开发种种举措不仅为让GE在环保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突出，更为其带来了经济效益。自2010年至今，GE公司全球“绿色创想”研发投入达到50亿美元;2012年“绿色创想”认证产品累计为GE公司创收达250亿美元。

　　《财富》世界500强中的IT、互联网公司也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从技术上创新的可能，让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更加独特。例如以电子元件为主要生产要素的IT公司，需要考虑科技时代所带来的大量电子废弃物的问题。

　　在这方面，英特尔公司始终坚持低卤素产品和技术的应用。大多数英特尔产品(包括主板、微处理器和其他元件)在没有组装成最终产品前，并不属于欧盟废弃电器和电子设备指令(WEEE)范围内的产品，但仍然提供了回收方案，并主动与代工工厂、零售商、客户和其他人员合作，一起确定旧电子产品处理的共享方案。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英特尔公司在2013年10月曾经推出“伽利略”计划，发布向全世界的“创客”们和大学提供基于英特尔芯片的开放设计的开发板，将在18个月内向全球1,000
    多所学校免费捐赠开发板，激发学生对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兴趣。首批来自六大洲的17 所大学已经加入该计划，并将基于全新英特尔伽利略开发板进行课程开发，中国的清华大学与浙江大学位列其中。在未来的一年里，英特尔将陆续向中国逾百所学校捐赠伽利略开发板。

　　而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互联网公司也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例如在四川雅安地震中，谷歌推出了Google Person Finder，针对地震寻找亲友信息的页面。通过此网络应用，可以让任何人添加或搜索受灾难影响的亲人或朋友的信息，帮助寻找失踪人员。该应用通过基于PFIF开源标准的Person
Finder API保持更新，只要任何用户或机构在网络上以通用格式PFIF提交信息，该页面都会接受并进行全面搜索。

　　Google Person Finder是Google.org中Google危机响应(Google Crisis Response)下面的一个项目。Google危机响应通过技术为抗震救灾提供平台，构建多种工具以便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重要信息，包括Google Person Finder、互动性的Google Crisis Maps(如2011年泰国洪水和2012年超级风暴桑迪发生后创建的地图，可以显示疏散路径和断电区等重要地理信息)、Google
Public Alerts(可在灾害来临前提供警告并提供应对危机的措施)等。

　　刘卫华也指出，富含科技含量的《财富》世界500强在产品设计等方面会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便捷性。例如英特尔公司曾经为盲人设计阅读机，汽车公司设计残疾人士可以开的汽车等。

　　“这些产品在《财富》世界500强中如果不是批量生产，其经济效益较弱，可能更多的企业还是希望批量生产以后再去做特殊人的服务。但这件事本身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刘卫华称。

　　而GE通过其技术优势有效的将批量生产与企业社会责任有效结合起来。李国威介绍说，以医疗领域为例，目前中国医疗改革和推进医疗服务有三大挑战：一是成本过高，二是覆盖不够，三是服务的质量，不能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提供服务。为此GE提出了“健康创想”的计划。通过大力投入和建设本土创新能力，开发可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技术，满足中国基层医疗需求;与当地政府、医疗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加强和完善中国的基层医疗体系。

　　GE医疗集团大中华区企业传播总监钟路音表示，目前GE医疗的中国研发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基层医疗的需求，已经开发出了20多种产品，包括CT、X光机、超声仪器、心电图设备、监测设备和呼吸机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旗舰产品为Brivo CT系列产品，具有成像质量高、操作可靠性高、营运及维护成本较低等特点。并且GE为部分合格的中小医院提供灵活的融资方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偏远乡镇的中小医院，以帮助他们获得安装CT扫描仪的初始资金。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购买该系列产品的乡镇医疗机构中，89%为首次CT扫描仪购买者。

　　GE医疗在发展产品和技术“硬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与提高医疗服务的“软件”相结合。钟路音指出，协作对于加强中国基层医疗体系至关重要。GE在医疗领域的协作集中在三个方面：针对基层医师进行技能培训，其中2013年已经培训了1,800多名基层医师，预计3年合作培训总人数将超过5,000人;试点适合基层的医疗服务提供模式，例如远程医疗;与医疗机构合作，深入基层社区，加强疾病早预防早发现。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环节中，政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政府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给予政策、甚或是税收等方面的倾斜;对于逃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要给予处罚，例如环境污染，要加大企业违法成本的付出。政府依法给予企业应该得到的权利;企业既有权利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样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合格企业公民，这才是“企业公民理念”形成的重要意义。

　　这在2001年的法规中已有所体现，从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的新《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六章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公司企业要考虑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并且关注员工福利、企业所在地社区的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而且应关心其社会责任。

　　随后，政府部门逐年发布指导意见和规定，不断采取某些新的方式鼓励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指导意见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国内每年发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的总数从2006年的32份增长到2012年的1,006份。

　　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办事效率将直接影响最终的成效，甚至可能出现企业出现重大社会问题时需要政府买单。刘卫华认为，政府正在逐渐转变作风，在坚持慎重和严格把控的同时，减少审批和程序流程，给予企业更多助力，协助企业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

　　在以往的企业社会责任调研数据中，曾经有37%的受访企业表示，缺乏相关知识仍是企业社会责任实施中的困难。例如，如何做好公益。对于这类公司，刘卫华建议，企业可以设立企业公民或称社会责任部门和职位，就做公益来讲，可以寻找更多的社会组织合作，这样更为专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效果更佳。

　　具体操作为通过专业人士更准确的把握公益信息，把资金交给适合的社会组织，企业和员工可以共同监督和参与。而公益组织也达到了可持续发展。多方合作后才能达到共赢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