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明和他的两个女儿郑秋、郑心，名字合起来是“愁”的意思。

　　12月24日，“陈小凤”一家人在看纪录片《生门》片段。

　　12月2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走廊的待产孕妇。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她在ICU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术后3天，她总共失血1.8万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岁。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植入了膀胱。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2000ml”。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3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三年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毛毛？”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11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顾了“陈小凤”。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李家福做过5年乡镇全科医生。1988年之前，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

　　那时，他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接生。

　　到了200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年，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7／10万，较1990年的88.8／10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

　　在死亡率之外，他逐渐看到了比纪录片“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25年来，他见过数以万计的孕产妇。有做了8次试管才怀上的孕妇，也有14岁就当妈妈的产妇。有陪着小三偷偷来生孩子的，还有带着几个男的来生孩子的，因为不确定哪个是孩子的父亲。

　　他还常跟警察打交道。2013年的除夕，120送来一个“三无”产妇。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陪护，没有钱。她有的只是一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断的哀嚎。李家福报了警。最终，在警察的见证下，为她做了手术。

　　最让他惊喜的有两个。一个是三腔心脏的产妇。三腔心脏的宝宝，一般来说活不到2岁。那位产妇不但长大了，还怀孕了。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宝宝出生，“是个奇迹”。还有一个是“瓷娃娃”的妈妈，骨头脆得像玻璃。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像“陈小凤”一样，随时可能大出血。更可怕的是，她是RHA阴性“熊猫血”。她身材只有89厘米长，29公斤重，最后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社会对缺陷儿的容忍度也在增强。

　　他曾接生过一个特纳综合征宝宝。她比正常宝宝少一条x染色体。宝宝的临床表现可能是长大以后没有子宫、没有正常的卵巢和阴道，这意味着她将来无法怀孕。她的个子会低于150厘米，智力接近正常。

　　家属选择要了。

　　还有一个唇腭裂的婴儿。家属说，“我们一定要，生下来是猫是狗我们都要。”这样的事例总是让医生欣喜。“过去很多人都放弃了，你善待这个生命会有好报。”

　　最让他有感触的是，在他科室产下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的一位意大利人。出院后，有一次，产妇把全家7口人的照片拿给李家福看，照片上，孩子笑得很甜。

　　“在我们国家，类似的情况，产筛出来就是要引产的，但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李家福觉得这当中既有生命观的差异，也有福利制度的差异。

　　《生门》中，李双双一家因为孩子检查不到胎动，加上优生优育的咨询结果不理想，希望引产。“这是因为万一孩子有问题，家庭将来无力负担，社会支持也跟不上。”

　　从子宫，到阴道。从温暖的羊水，到大气层。在李家福看来，就像两个星轨的转换，宝宝会面临很多未知。有一部分会窒息而死，还有一部分内脏畸形在超声上检查不出来。这是医疗的局限。

　　在与死神持久的战斗后，妈妈们伤痕累累。

　　夏锦菊出院时，儿子刚满月。长期卧床使她的腿部肌肉萎缩，剖腹产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动半径——走不出200米，就腹痛难忍。术后半年，儿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

　　“陈小凤”的两个女儿，一个1.6千克，一个1.61千克。“两个加起来，都没别人一个重。”孩子肺发育不好，体质差，医生保守估计，“需要20万治疗费用。”

　　求子不得的父母闻讯而来，通过护工来打探消息。他们愿意负担孩子的医疗费，并抱养其中一个。

　　“陈小凤”话不多，只管一直哭。郑清明心一横，拒绝了抱养孩子的人，两个全都抱回家，“生死由命。”

　　满月时，村里的乡亲去看，没一个觉得能养活。到郑清明家串门儿的妇女，至今记得孩子的“手脚像鸡爪子。”

　　别人都是两手抱孩子，郑清明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头枕在他小臂上。冬天寒风呼啸，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儿放在胸口，“害怕她们冷，更怕一翻身压死了。”

　　“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50%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1米5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60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但现实像生育本身一样残酷。尽管，发行团队用电影大数据测评显示，躺在手术台上的夏锦菊为保子宫，心跳停跳两次，“全身血液换了2遍”，彼时观众紧张的情绪可比肩《拆弹部队》和《釜山行》高潮部分的峰值。

　　但是在票房井喷的电影市场，《生门》排片不到1%，票房不济。

　　“跟你的母亲或妻子去看吧，”陈为军说，就像达成一种和解，“感谢她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

　　A18-A1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 罗仙仙湖北武汉报道

　　A18-A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