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后，国内多个城市持续出现雾霾天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再次成为“重灾区”。

　　元旦前后，国内多个城市持续出现雾霾天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再次成为“重灾区”。

　　环境保护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12月31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49个城市空气质量为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16个城市达到严重污染。

可怕的开头

　　一天早上，人们从梦中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因为他们眼前已经没有了景象。

　　人们以为空气中弥漫着浓雾，事实是浓雾中弥漫着空气，并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光下，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
民众之间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是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攻击，于是恐慌蔓延，政府不得不出来辟谣。

　　辟谣非常有效，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这不过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能不能称之为“毒气”其实也真不好说，但确实和日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主要应该还是本国人自己造成的。
　　辟谣非常有效，但是恐慌有没有结束真不好说。因为接下来雾霾虽然不再突如其来，却变成了座上常客。出现雾霾的天数越来越频繁，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面对妖魔，市长信心满满，信誓旦旦宣称四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

　　政府认定化工厂排出的丁二烯是污染源，很快关闭了市内一家化工厂。但雾霾并没有缓解；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使用焚烧炉焚烧垃圾。但雾霾没有减少，还愈演愈烈。

　　当雾霾实在严重，学校停课，工厂停工。许多人出现各种症状，涌向医院希图接受诊治，医生们普遍怀疑雾霾是这些疾病的根源，但很难有定论。

　　熟悉吗？

　　开头那一天，是1943年7月26日的美国洛杉矶。

可怕的结果

　　12年后的1955年，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短短两天之内，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达400多人。许多人出现眼睛痛、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死亡。

　　光化学烟雾事件致远离城市100千米以外的海拔2000米高山上的大片松林也因此枯死，柑橘减产。仅1950－1951年，美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美元。1970年，约有75%以上的市民患上了红眼病。

　　几乎与此同时，1952年，伦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毒雾事件。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就达4000多人。一周内，伦敦市因支气管炎死亡704人，冠心病死亡281人，心脏衰竭死亡244人，结核病死亡77人，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也显著增加。此后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毒雾”使公共交通几乎瘫痪，公共娱乐几乎停止。当雾终于渐渐散去，伦敦市政当局着手调查事件原因，但未果。

　　几乎与此同时，东京由于冬季取暖排放大量黑烟，造成了“白昼难见太阳”的现象。工业重镇大阪降落的煤尘量极高，民众在夏天都不能开窗户。而且，大气污染不仅仅局限于原有的工业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大量居民感染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哮喘的发病率大量提高，形成了著名的“四日市公害”。

　　害怕吗？

民众的力量

　　这些可怕的后果都不是一天造成的。事实上，伦敦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都在重视环保和消除“伦敦雾”。美国与日本的环境治理也经过了相当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开始，他们的“段子手”和“妈妈们”也成为了提醒大众与雾霾抗争的前沿者。

　　当时，身处洛杉矶的好莱坞明星们设计了一个标价35美分的“雾霾罐头”，宣称：“这个罐头里装着好莱坞影星们使用的有毒空气。你有敌人吗？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众多好莱坞影星力荐。”

　　而日本的大气污染最早发现和提出防治的是深受侵害的当地居民。

　　浪成于微澜之间。

　　在此之前，美国只有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法案，而且法条很简单。1955年，美国有了第一部联邦空气污染规制立法《空气污染防治法》。196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1963清洁空气法》。1967年，颁布《空气质量控制法》。

　　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保护环境。这一天后来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这一行动最终促成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在后来的环境保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一个里程碑。依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得以设立联邦环境保护署（EPA）这一独立的联邦政府部门。1990年，美国国会大幅修改《清洁空气法》，赋予EPA更广泛的权力。

　　压力下，日本也在1969 年第一次制定了硫磺酸化物的环境标准。

科学的力量

　　不过，我们不能只看到政府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关键还有，科学的力量。
被气象学家专属命名的“洛杉矶雾霾”（LA Smog）严重损害了人民健康、生活秩序和经济发展。

　　但是，要清除“雾霾”，先要清楚它。

　　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查找雾霾根源。

　　1943年，洛杉矶郡烟雾委员会调查显示，雾霾主要由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构成，由此认定当地的飞机制造厂、炼钢厂、发电站、炼油厂、人造橡胶厂、天然气公司是污染主要来源。于是，相应工厂被关门停产。但空气污染并无明显改善。

　　1946年，《时代周刊》委托圣路易斯大学教授塔克分析检测，认为工业生产活动增长是主要元凶。此外，人口迅速增长，机动车数量猛增，是次要元凶。

　　1947年，洛杉矶郡空气污染控制局局长麦凯布调查认为二氧化硫是产生有毒雾霾主要原因，并随后采取措施。但1949年9月的“黑色星期五”证明了此前所确定的雾霾源头是错误的，由此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也收效甚微。

　　最终，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斯米特取得了突破，他发现，造成洛杉矶雾霾的是汽车尾气、臭氧和逆温层。汽车尾气中的二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是主要源头。臭氧是催化剂，和汽车尾气混合后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烟雾，形成有毒雾霾。洛杉矶的逆温层则加剧了雾霾的影响，使其久久不散。

　　1952年，斯米特又指出，广受欢迎的新汽油比以前释放更多未完全燃烧的碳氢化合物。另外，他指出还有两个污染源，一个是在汽车加油站工人的草率操作导致额外的250吨汽油挥发并排放到空气中，另一个则是南湾炼油厂对大气的污染。
至此，洛杉矶雾霾的真正污染源终于找到了。防治才能真正开始。

制度的力量

　　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不能用一朝一夕的办法来解决，必须要有一系列制度来维护和保证。

　　法律当然是基础。

　　英国195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1974年颁布《控制公害法》，囊括了从空气到土地和水域的保护条款，添加了控制噪声的条款；1995年制定《国家空气质量战略》，强制各城市在规定期限内达标。

　　美国1955年设立了空气质量研究中心；1970年成立环保署，开始依法控制大气污染；1990年建立“臭氧传输协会”，制定相关减排标准并督促实施。

　　日本上世纪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排烟规制法》、《噪声规制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2000年修订《关于确保公民健康和安全的环境条例》，规定了出现严重空气污染时应该采取的紧急措施。

　　德国1974年出台《联邦污染防治法》，对大型工业企业进行约束，制定排放标准。该法案也成为环保技术创新的推动力。法律成为欧盟范围内的典范。

　　有效的监督也必不可少。

　　美国率先提出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在2006年实现对全国环境空气质量24小时监测；欧盟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上限作出严格限制，浓度超标的成员国均有义务启动自己的“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英国政府实时向公众通报空气质量信息，做到信息透明化。伦敦官方开发了google地球图层，供民众手机查询；日本环境省设有大气污染物质广域监视系统，对大气污染物质进行监测、汇总分析、并通过网站24小时发布。

　　当然，除了惩戒，还需要各种相关补充系统的建立。

　　鼓励低碳生活，鼓励产业转型，鼓励绿色经济，环保是个系统性工程。

长期的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环保是个较新的概念，也是个较难的难题。

　　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并未完成，经济发展还需要第二产业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已经迫在眉睫，频度越来越高、覆盖越来越广的雾霾就是明证。上世纪发达国家雾霾最为严重时，也几乎是它们制造业达到顶峰的时期。2010年，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PM2.5的词条，而这一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何去何从？难分难解。

　　但纵观各国历史，对于雾霾治理都经过相似阶段：开始是不太愿意面对；其后是大惊失色到处找原因，经常流于表象，处理结果也就不如人意；接下来是冷静、认真的深入，找出问题背后的源头，并建立相应系统来进行问题的解决；最后是逐渐把环境、人、经济建成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共同体，让环境保护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鉴于此，也许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正视雾霾已经开始成为常态而且成为健康危害这一事实。

　　其次，需要抛弃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速战速决之类的豪言壮语和纯真梦想，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急需成立专门的研究队伍，对于雾霾成分进行探测、分析，找出雾霾形成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应当从立法、执法、机构等多方面建设完成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和惩戒系统，和完成有普遍意义的监测、监督、监管体系。

　　不仅如此，对于经济发展的思路需要相应理清，既不能陷入“去工业化”的陷阱中，也不能继续粗放式工业化的老路，积极谋求转型升级，推动科技创新，顺应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让制造业与服务生产业更好融合。

后记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

　　霾生于何处？若已侵淫，何时盛怒？

　　无论如何，既然已起，千万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