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2月27日21时，天津市南开区大悦城中，两名儿童坠亡。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一名家长抱着两个孩子站在四层天井玻璃围栏处，不想两个孩子先后跌落围栏外，并坠至负一层，头部受重创身亡。

目击者介绍，男孩5岁左右，女孩2岁左右。当时家长怀抱两名儿童，站在大悦城四层的玻璃围栏处，一名儿童突然坠落至围栏外，家长试图拉住坠落儿童时，另一名儿童也不幸坠落。玻璃围栏外为负一层至四层直通的天井，两个孩子坠落至负一层当场死亡。

平安天津2月28日凌晨发布通报，事故具体原因警方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并提醒广大市民，家长带儿童外出时，特别是高空等危险区域，要随时注意他们的安全。

成都商报3月2日消息，2月27日发生在天津市南开区的两名儿童坠亡事件，再度将儿童监护人疏忽应承担何种责任的话题放置于舆论的焦点。这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3月1日，记者在北京获悉，全国政协委员李铀牵头，并联名曾蓉、刘建军等13位全国政协委员，向本次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呼吁追究失职监护人的责任。

调查：意外伤害每年致死10万孩子

事发时身边有家长陪同，家长的疏忽导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作为监护人，家长对两个孩子的死亡，该不该负刑事责任？

李铀在提案中称，我国儿童的第一死因是意外伤害。中国每年近1000万的孩子受到意外伤害，其中重伤及残疾者超过100万，死亡儿童达到10万，平均每天死亡270余名。而这些伤害事件中，大多数与监护人的疏忽失职直接相关，各种严重案例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

两天前发生在天津的两名儿童坠亡事件，事发时有家长陪同；2017年1月3日，西安一名不满4岁的男童在洗浴中心溺水身亡，其母亲一直在旁边看手机。仅2016年7月15日至26日，短短12天里，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2起儿童意外坠楼死亡事件，最大的8岁，最小的仅1岁7个月。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其主要原因也是监护的失职或缺失。据统计，全国92.1%的涉罪未成年人处于与家庭脱离的状态，来自家庭的教育、关爱、管护极少。其中，22%处于严重缺乏父母关爱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不管不问、经常打骂、不给足够的吃穿，甚至赶出家门。

“马大哈父母的监护失职，直接导致数以千万计未成年儿童的伤害，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包括社会、家庭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李铀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空白：父母严重失职尚无法律制裁

家长因严重过失将孩子置于危险境地酿成损害，是这起悲剧的直接侵权行为人。即便自己的孩子是受害者，家长是不是也不能免除对孩子死亡的法律责任？

但法律对马大哈父母的失职显得束手无策。“目前，对这些导致未成年人伤残或者犯罪的失职父母，基本只有道德谴责，没有法律制裁。”李铀委员在提案中写到，我国现有70多部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其中针对儿童的暴力、虐待及剥削导致伤害，均有涉及，唯独因监护失职（疏忽）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没有法律支撑予以责任人惩戒。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也有一定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适用范围狭窄、配套制度不健全，导致在实践中对于儿童监护失职行为得不到处理。

参与联名提案的委员一致认为，监护制度是公法，应当纳入刑法保障，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刑法应当责无旁贷。作为监护人，父母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具有天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其监护职责是法定义务，必须履行。如果失职造成犯罪，显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建议：应建立监护替代制度

有律师认为，家长是否有刑事责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但第二个孩子的死亡中家长要负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比较大，家长是不是确实没有尽到安全照顾的义务？

李铀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在刑法第四章增设“儿童监护疏忽罪”，设立相应的入罪条件和适用刑罚，对监护人有过错并且造成《刑法》层面上的社会危害性结果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要区分不同的过错及危害程度，对监护人不适当履行职责的各种情况予以相应的处罚。如，对于因监护人疏忽，以犯罪过失中的“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造成被监护人轻伤或心理障碍，或是被他人性侵、重伤等严重后果的，应当按此罪定罪处罚；致使未成年子女处于危险以及可能出现危险的疏忽照顾行为，没有造成伤害的，根据情节予以训诫、罚款、行政拘留，并接受为期一个月至六个月强制亲职教育；因监护疏忽，直接造成被监护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则以过失致人死亡或过失致人重伤处罚；怠于履行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根据被监护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处以刑事处罚。

对监护失职（疏忽）行为，要建立多类型的刑罚种类。在剥夺监护权的同时，父母需要接受法律强制惩罚（包括强制亲职教育、参与社会服务、接受心理咨询等），同时也要有经济上的惩处，用以“购买服务”，用于对于孩子的监护教育，在对其课以刑罚的同时还可以保障孩子的生存发展。

提案还提出，要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立监护替代制度。即，在监护人因监护失职而受到刑罚追究的情况下，还必须剥夺犯罪人从事某种特定职业、进行某项活动（如担任监护人、从事食品经营）的资格。另一方面要建立替代性监护制度。一旦对失职监护人科以刑罚，应有可靠的公益监护人承担替代性监护，有儿童救助机构和临时看管机构与之相配套。在原有的三类公益监护人（父母单位、村委会、居委会）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鼓励发展社会组织或者民间组织承担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加大对具有监护资质的社工和社会组织的培养，由专职社工以及有监护权的机构行使监护权。

【对话】

提案牵头人、全国政协委员李铀：

“以法律手段确定监护底线”

记者：类似监护问题，您是否第一次关注？

李铀：类似监护失职的社会现象，委员们过去都是关注的，但没有思考得这么深入。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提出这个问题后，我觉得要从法律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各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提了这个提案？

李铀：我看了他们的调查资料也是触目惊心，过去是一些零星的案例、个例，但是现在汇集起来，一年有那么多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甚至死亡，由于监护人监护失职，未成年人犯法甚至犯罪，这些方面的问题的确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实际上从解决这个问题的角度而言，一个方面它是要利用法律的一些手段，因此我认为提这个提案是必要的。如果仅仅是道德层面，有些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至少可以以法律的手段确定监护人失职的一个底线。

记者：现实生活中，社会往往对悲剧中的失职父母表示同情，没有主动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先例，您认为监护失职给予刑罚的处罚，是否有可行性？

记者：这个提案是很有必要的？

李铀：西方一些国家对于这块的要求，法律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健全法律体系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那下一步会有怎样的推动，我们这个提案提交之后，正常程序会是怎样的？

李铀：首先需要提供给法律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论证，任何一个刑法的一个规定，或者是入刑也好，入罪也好，它是一个法律，它要从整体的层面来思考。目前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散见于各类法律中，我们认为监护人疏忽这个问题，是有必要单独、系统地进行规范，但究竟该怎么设立，需要法律界进行论证，不管怎么推，我们提提案的目的，是唤起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