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威宁县盐仓镇二堡村二堡小学的学生在古银杏树下温习功课。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在退出村庄公共生活两年之后，塘山村村小忽然又成了3000多名村民的头等大事。

　　那贴着白色瓷砖的三层教学楼还是那么“漂亮又气派”，楼上“兴仁县民航希望小学”的金色大字还在，但是这栋校舍沉睡已久了。水泥铺成的操场钻出了野草，昔日的草坪则长成了微型“森林”。

　　2015年，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进，原本拥有几百名师生的塘山村村小并到临近村小。

　　眼瞧着半人高的野草，曾经为建学校让出自家“肥田”的村民难受得不行。有人心疼地说：能不能不要再这么放着了，再放，我们就收回来种地了。

　　在贵州省黔西南大山深处的塘山村，没有什么比土地更珍贵了。当地人在“石头缝里种地”，主要作物玉米和烤烟大多只出现在石头间生出的土壤。受喀斯特地貌影响，山路弯弯绕绕，房子也依地势而建，参差不齐。只有村小是个例外。它坐落于全村的中心位置，也是村里唯一一块平地。

　　占地6亩多的校园，当初是27户人家将自家土地让出来凑成的。19年前，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捐资20万元建了这所学校。

　　现在，关于校舍“身后事”的讨论，从村委会办公桌延伸到村民的微信群。这个四分之一人口都在外地打工的贫困村，第一次为了一件“大事”讨论得热火朝天。

　　一

　　前任村支书、现任村妇女主任赵粉宣布，她打算租用村小校舍，为有3388人的塘山村开办第一家正规幼儿园。

　　她的依据是，县里出台了文件，同意企业或个人对这些闲置校产投资改扩建，改为民办学校。

　　赵粉读过大专，学的正是学前教育专业，她曾不止一次听到村民诉苦，村里没有一家正儿八经的幼儿园，唯一的一所托儿所，还是外地人开的，“只有一栋两层小楼，孩子连玩的地方都没有”。

　　根据她的统计，村里大约有70％的适龄儿童在村外上幼儿园，大多属于“周托”，一周才能和亲人见上一次。

　　村小有宽敞的教室，还有篮球场和操场，她向主管的回龙镇中心学校提出申请，希望签下校舍租借合同。

　　回复来得很快。村小的土地是村民凑出来的，为免纠纷，镇里希望赵粉征得村民同意。

　　兴冲冲的赵粉继续上路。她挨个找到当年凑地的27户人家，有人一听她要办幼儿园，不问具体情况就要签字，还嘱咐她，“这么好的校舍别浪费了。”

　　村民安芝渊对赵粉说，当年修学校时，有几家人舍不得让出肥沃又平坦的地。可有村民二话没说，直接找到这几个“钉子户”，扔下一句：“我把我的地让给你种，行不行？”

　　这回，村民的态度也很坚定，这块地“只要是搞教育一定支持”。

　　安芝渊反对把孩子送到“周托”。他的孙子曾在外村的幼儿园“周托”。有一次，他们发现孩子回家后，裤裆里全是已经干了的粪便。孩子就穿着这么一条臭烘烘的裤子，过了整整一周。

　　谈起此事，这个老人忍不住抬起皴裂的手去擦泪。孙子在幼儿园的几年，他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揪心。有孩子早上从不洗脸，家长很生气地问原因，孩子才慢吞吞地解释：“老师说早上不要洗脸，都是冷水，洗了要感冒。”

　　“你告诉我，脸都不洗，娃娃能听课吗？身体能健康吗？能吗？”他气愤地问。

　　赵粉在走访的过程中，听到了很多让她心酸的声音。有老人听说空下来的学校要重新办幼儿园，一下子就笑了，“办学校好啊，热闹啊。”老人不好意思地跟她讲，看着这么多娃娃，村里每天热热闹闹的，自己也觉得没那么寂寞了。

　　还有老人说，自己平时要下地干活，年龄还小的孙孙没有时间整天照看，送到“周托”的幼儿园放心不下，到镇上的幼儿园还得骑着三轮车接送。

　　当地雨多雾多，因路面湿滑翻车是常有的事。一位老人在送孩子的路上因三轮车打滑，一老一小都滚进了山沟，所幸没有大碍。

　　住在学校对面的村民安仕虎，每天都盼着它苏醒。两年前，他结束在浙江的打工生涯回到村里。返乡时，他打定主意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这个在外地送过煤气罐、加工过水晶石的父亲，给成绩优秀的三女儿一口气换了三四个小学，却在小儿子面前犯了难。3个大点儿的孩子都能去寄宿学校了，唯独3岁的小儿子，年纪太小，村里又没有合适的幼儿园。

　　安仕虎咬着牙把小儿子送到了镇上一所相对优质的私立幼儿园，可第一个晚上他就没睡着，第二个晚上，他满脑子还是瘦瘦小小的儿子。

　　第三天，这个默默流了一夜泪的汉子，把儿子接回了家。小儿子哭着告诉爸爸，自己很想爸爸妈妈，说完躺在安仕虎怀里睡着了。

　　这个孩子如今从3岁长到了5岁，自家对门的学校依旧大门紧闭，杂草长了一茬又一茬。

　　放在过去，幼儿园不是必选项。安仕虎自己就没上过幼儿园，他曾经觉得幼儿园“可上可不上”，但在外多年打工的经验告诉他，“教育，一定得从娃娃抓起”。

　　闲置校舍可能改成幼儿园的消息传出后，他几乎下意识就作了决定，放下了其他选择，安心等待家门口的学校再度打开那扇蓝色大门。

　　他已经想好了，连接送孩子的时间都省了，“听到打铃再出门都来得及”。

　　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重复着把一个个在外地出生的孩子送回大山的过程。和父辈不同的是，他们深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赵粉开办私立幼儿园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下地、喂猪、喂牛路过时，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去瞅瞅那扇大门。

　　不止一次，在镇中心学校有些逼仄的办公楼里，赵粉递上了装满沉甸甸签名的同意书。她的潜在竞争对手、村里的托儿所也有意将闲置校舍改建成幼儿园。

　　但是，双方的申请都被卡住了。

　　赵粉觉得自己的精力、时间、信心全都磨光了。一次沟通无果后，她给镇中心学校的工作人员发去短信：“我问你们，是不是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就做不成？”

　　二

　　原本，赵粉已经开始盘算要给孩子们开什么课，要请哪些昔日的同学来任教。这件“十拿九稳”的事如何黄了，她是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但在回龙镇中心学校校长李德顺看来，这问题再清楚不过。他说，自己曾不止一次把办幼儿园的关键问题抛给赵粉，可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支支吾吾或是沉默：

　　“这个幼儿园，你打算投入多少？”

　　“你知道现在按国家的标准，幼儿园生均建筑面积和生均用地面积是多少？消防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的生源从哪儿来？他日校舍要恢复办学，一律得交还教育部门，你知道吗？”

　　沉默，还是沉默。

　　赵粉最后小声地说：“这些事，你先通过了，我再慢慢走一步看一步啊。”

　　话到最后，是李德顺的一句劝：“赵粉你要慎重，办幼儿园不是过家家，你是否做好准备了？想挣钱，办个补习班算了，别整幼儿园了。”

　　李德顺最终没有和赵粉签下这份合同。在他看来，试图开办私立幼儿园的个人普遍缺乏规划，“他们感觉好像只要签了约，凭空就能办出一个幼儿园”。

　　但李德顺也说，赵粉有一腔热情，确实是想为村民做点实事。现如今，农村教育的空白，越来越多人想去填补。

　　李德顺的办公室热闹了快两年，有时候一个上午能来好几拨人，目的一致，都是打算租借闲置校舍开办幼儿园的。

　　整个回龙镇有不少校舍因为撤点并校而闲置。2016年5月，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复同意其中6个出租开办幼儿园。

　　最初，李德顺也曾热心地帮助好几家私立幼儿园开设，可是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

　　最大的困难是生源，一家私立幼儿园如今只有30多个孩子，另一家稍好点，也只有一百多个，两家“盈利都很艰难”。

　　“私立幼儿园的根本目的还是盈利，如果持久没有扭亏为盈，会怎样？”看到这些幼儿园频频更换老师却依然止不住生源下跌颓势时，李德顺很担忧，“也许明年他们嫌亏本就不办了，可这些孩子呢？他们又该怎么办？”

　　李德顺觉得自己必须握紧手中的公章，慎重地选择租借闲置校舍的对象。

　　他的同事何志贤介绍，2012年，回龙镇中心幼儿园开办，这是全镇唯一一所公立幼儿园，另有4所私立幼儿园。这些正规幼儿园接收的孩子在800名左右。

　　镇中心学校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在人口45850人的回龙镇，3～5周岁幼儿有1890人，“入园率低，幼儿教育较为滞后”。

　　何志贤说，几乎与镇中心幼儿园开设的同期，宛如雨后春笋一般，镇里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长出了许许多多由私人举办的“托儿所”。它们达不到基本办幼儿园标准，也不在教育部门注册，中心学校派人去检查时，它们就关门放学，随时可以开门，随时可以关门。

　　李德顺进过其中几家，发现几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坝子可供玩耍，没有什么活动场所，顶棚一遮，“终日不见阳光”。

　　这些托儿所还大都是“周托”性质，“你让孩子一周见不到阳光，一周不跟父母在一起，这样能行吗？”他语气急促地反问。

　　这位在镇里主管教育的官员也曾冲动地想，干脆把这些托儿所一口气关了，可他没能下这个“狠手”。“一道命令下来，说关就能关，可关了以后呢？孩子去哪儿呢？”

　　塘山村村民何佩连的孩子已经大了，但那些“幼儿园”的收费依旧令他印象深刻。有的半年收费就是1900元。那时，他打工一个月挣一两千元。

　　他还记得常常“一个学期换一次老师”，孩子刚熟悉一个，又走了。

　　他却从不敢直接找去提意见。他心里很清楚，“能有这些地方已经不容易了，主要还是我们不在身边，没法接送。”

　　这位在外地打工的父亲把诉求降到很低很低了，“卫生不提了，只要里面不给娃娃吃过期食品就可以了。”

　　曾有村民可怜巴巴地跟村干部说，“别关这些托儿所，有这些地方，好歹有人帮我们看看娃娃。不求学多少知识，在里面莫生病就行了。”

　　安仕虎实在不愿把儿子扔到这些地方。他唯一的心愿，是对面的校舍能够重新开门，给不断窜高的儿子一张小小的桌子。

　　三

　　塘山村的老支书安芝才有些想不通，如今日子越来越好，可为啥孩子上学却越来越难了呢？

　　他还记得，很多年以前的村小，在接受捐资建楼之前，一直“蜗居”在石头山的山脚，桌子都是用石头做的，学生上课都是自带板凳，次次考试都能出现全镇第一第二的好成绩。

　　“我老了，不管事了，只是看到这些娃娃，心疼啊。”他说：“你让这些爸爸妈妈去打工，但娃娃放哪儿？托儿所一放一个礼拜吗？可是不打工，又去哪儿挣钱呢？”

　　摆在更多家庭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放弃学前教育。安仕虎原本是坚定的学前教育支持者，可如今连他都把孩子放在家里带。

　　李德顺时常考虑一个问题：对他来说，也许放弃一个学龄前孩子，只是1/1890，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比例也许是百分之百。

　　这个从事教育几十年的基层干部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普及公立幼儿园的机会”。

　　今年，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从3月开始，按照上级通知，回龙镇中心学校开始为公立幼儿园的在读学生发放人均150元的生均公用经费；5月1日起，营养午餐补贴从3元提高到4元。

　　他感觉到，国家层面对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视。一些地方提出了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十五”计划。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有这么多闲置校舍，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一些资金来改建公立幼儿园，为老百姓谋福利呢？”他说。

　　在他看来，回龙镇不仅拥有多个闲置校舍，改造成本低，公立幼儿园还拥有稳定的教学质量和更低廉的收费，这让他丝毫不担忧生源的问题。

　　最终，回龙镇中心学校经过讨论，决定收回包括塘山村民航希望小学在内的几个教学点，统一改建为公立幼儿园，规划已上报给县教育局。

　　赵粉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她说，自己的气消了，“能办公立幼儿园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个村干部忘记了曾经的不愉快，开始推进公立幼儿园落地事宜。有村民告诉她，公立幼儿园能开在家门口，真是“享福”了。

　　只是，李德顺偶尔也会有担忧，其实他已和镇上许多小学的校长打过招呼，一旦办起公立幼儿园，头几年，师资力量这块一定请对方“多多支持”，可他也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编制还得一点点向县里要。

　　他很清楚，招聘那么多老师到村里任教，这事儿难度不小。资金也是一样，校舍虽然已经建成，可要改建成幼儿园的标准，仍然需要投入。

　　他不知道县里会不会给予这个项目支持，给的话能给多少。

　　据教育部数据，从1997年到2010年，全国农村小学减少逾30万所。在塘山村村小撤销的2015年，全国小学由1997年的62.88万所减至19.05万所。星星点点的村小在地图上逐渐消失，闲置校舍的处理成为一道难题。有的成了村活动室或图书室，也有的成了养老院或幼儿园。

　　现在，塘山村的沉睡校舍将再次被孩子们唤醒。安仕虎等得有点着急了。他的孩子5岁多了，没去幼儿园，每天黏在父母身边。

　　“不管建公立还是私立我都支持，我只希望能快点，再快点。”他说。

　　得知新的计划，塘山村的微信群里热闹了。群里多数成员是在外打工的村民。有人担心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存在困难，纷纷表示愿意捐资。于是，你出五百，我出三百，他出两百，一晚上过去，几百条信息刷屏，几万元的捐赠意向有了。

　　屏幕一头的安仕虎看得鼻头发酸。那一刻，他好像穿越回19年前，回到了那个挨家挨户为了建学校，咬着牙你凑几厘田、我凑一分地的年月。（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