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在四川成都市,王明清在驾驶汽车,车上摆放着寻找女儿的信息。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王明清不到50岁,头发已白了许多。在过去的23年里,他一直苦苦寻找、等待着一个人——3岁时失踪的女儿王启凤。

　　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两年多来,跑了11000多单,载过的乘客过万人。他无数次想象着,失踪多年的女儿有一天能坐上自己的网约车,轻轻地说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一家三口出去,回来时只剩我和她妈妈”

　　1994年1月8日下午5点,成都,九眼桥。

　　一场冬雨刚刚下过,和往日一样,王明清夫妇在街边卖着水果。还差10天就满4岁的王启凤如往常一样在水果摊旁玩耍。

　　母亲刘登英记得,那天孩子跑过来抱着自己的腿,一下子没站稳滑倒了。自己正忙着照看生意,朝她屁股上轻拍了一掌:“凤娃子你咋这么淘气!”

　　那一掌,让她自责了23年。

　　水果摊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刘登英让丈夫去换零钱,一回头的功夫,女儿就不见了。他们桥上桥下找了个遍,不见孩子的踪影,连忙到派出所报了案。他们发动亲戚朋友把各大车站寻了个遍,女儿却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早上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出门,回来就只剩我和她妈妈了。”王明清回忆着,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

　　那个夜晚,他搂着妻子,在床边枯坐了一夜。第二天天还不亮,他骑着自行车赶到成都市儿童迷失招领所,没有女儿的身影,又去了远郊的儿童福利院,依然无功而返。担心自己前脚走,后脚就有孩子送来,错过了女儿,他每天都来回奔波。

　　妻子则继续在九眼桥附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寻找。那些日子里,妻子几乎每天都哭着入睡,悲伤的情绪笼罩在逼仄的出租屋内。

    “寻亲的路上,99.9%的人都在帮我”

　　从成都到老家安岳县,报案、登报、四处找人、来回奔波……他们花光了积蓄,几乎脱了人形。“我们完全顾不上自己了,旁人眼里,就像两个癫子。”王明清说。

　　回到成都,王明清买来一辆人力板车,一边送蜂窝煤,一边继续找。“有很多人也叫我去外地打工,我都不愿意。她是在成都丢的,应该记得九眼桥。万一她到成都找我,我没在这里怎么办?我不能走。”王明清说。

　　2014年底,王明清开起了“滴滴”网约车。他的车上贴着寻人启事,座位旁放着寻人卡片。他像复读机一般,一遍遍地向乘客讲述着20多年前那个悲伤的下午,希望人们帮他把寻女的消息扩散出去。

　　寻亲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

　　王明清的手机里有一位叫“好人”的联系人。在听说他的遭遇后,下车时坚持留下200元钱。“虽然钱不多,算是一点点的支持。”乘客对他说。王明清多次打电话想把钱还回去,可她总是拒绝。后来,他只好给她存了200元话费。

　　还有一位乘客,被王明清称为“姓方的兄弟”,主动提出制作寻女广告,临走时要走了他珍藏的报纸。“起初我还舍不得,怕他哄我。过了十多天,他竟然从达州市的渠县把报纸和制作的近万张卡片,以及海报、车贴全部带到了成都。”王明清执意给钱,他却说:“如果收你一分钱,你就把它取下来,我们永远不是弟兄。”

　　王明清常常收到好心人的微信红包,可他一次都没有点开过。“乘客坐我的车已经付过钱了,怎么还能要呢?只要他们愿意帮我转发,我就很满足了。”

　　去年年底,成都网约车新政出台,王明清的车面临淘汰。在得知他的情况后,滴滴公司联系了一汽大众,免费为他换了台新车,还免了购置税、保险费和终身保养费。

　　“寻亲的路上,99.9%的人都在帮我,让我走得更加坚定。”他说。

    “只有在找女儿的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

　　一名乘客曾经告诉王明清,自己不是家里亲生,可他不敢去找亲生父母,怕会伤害到现在的家庭。这件事刺痛着王明清,他也担心女儿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敢来找他。“我只想知道她在哪里,不管她现在怎么样,我只想见见她,再抱抱她。想跟她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把她给弄丢了。我不会打扰她的生活,只想让她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她。”

　　去年,王明清夫妇到公安局采了血,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全国DNA信息库中能传来比对成功的消息。他们与许多丢失了孩子的家庭建立了联系,大家相互安慰、相互支持,交换着线索。

　　王明清的寻人启事上印着“请失踪的孩子及父母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DNA”,他说,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让更多家庭团聚。

　　如今,王明清身体越来越差。他有时也担心,将来开不动车的时候,是否还能继续坚持找女儿,他甚至也担心,自己有一天突然倒下,等不到和女儿相见。但他的儿子和小女儿都答应他,无论怎样,不会停下脚步,一定会找到姐姐。

　　“相信她能回来,是我唯一的支撑。”王明清说。“只有在找女儿的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

　　10年前,他们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后排中间空出了一个位置。王明清说,那是留给凤娃子的位置,他会一直等到空缺被填满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