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今天中国社会，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但最根本的视角和立场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立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始终具有一种基于劳动者立场的精神情怀，始终怀揣一颗为劳动者谋取福利的初心。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此种特质，除非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出发去探索和研究，否则是不可能被揭示出来的

　　1867年4月底，《资本论》第1卷即将出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向恩格斯倾诉：自己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不得不利用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健康、幸福和家庭换来的。它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创立。自此以后，它便成为人类社会观察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一座思想灯塔、一个理论坐标。

　　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明确表示，他第一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解答人类发展的历史之谜。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本身运行的“自然规律”。

　　当今时代，索解中国道路之谜可谓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最为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而对于索解中国道路之谜，《资本论》究竟有何启示？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给出科学的回答，也是今天我们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从《资本论》中汲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启示，先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用“历史间距”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时下舆论中，人们不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资本论》问世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了，在此期间，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历史出现了很多新鲜事物，马克思不可能穿越150年的历史间距，直面当下的人类历史现实，解答今天人们面临的诸多困惑。诚然，在经历历史剧变之后，人们很难再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剪裁当今时代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新事物。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就断定，《资本论》已经失效甚至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事实上，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时间抹杀不了马克思的思想光辉，也淹没不了《资本论》的理论力量。

　　相关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将“历史时间”误认为是衡量一种思想理论有效性的标尺。照此逻辑，一种思想理论仅仅因为时间的流失，便会失去其本来的价值。可事实恰恰相反，对于伟大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来说，历史时间乃是证明其价值的最为公正有力的尺度。正因为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仍能生生不息，文艺复兴运动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第二个误解，用“空间差异”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曾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针对西欧资本主义研究得出的结论，简单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公式，并用它来剪裁一切人类历史，特别是东方社会的历史。这表明，马克思非常重视理论在不同历史社会空间中的适用性问题。由此方可解释，他在晚年何以坚定地转向对人类学的研究，并借此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非欧社会，进而揭示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规律。

　　但马克思这种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被一些人误解了。有观点强调《资本论》的研究视域主要聚焦于西欧社会，并以此作为否定其在非欧社会特别是当今中国理论价值的一个理由。照此逻辑，脱胎于西欧社会的《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就失去了对中国道路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强调理论适用的空间差异性，其原意不是要为《资本论》的理论解释力划定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空间，而是旨在告诫人们《资本论》的最大贡献乃在于，它开创了一种研究现代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传统，并且鲜明地宣告了这一方法论传统的价值立场——为劳动者鼓与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方法论传统及其价值立场，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两个方面，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底色所在。就此而言，从《资本论》中获得对中国道路研究的启迪，最为重要的是要做到“两个坚守”。

　　在方法论上，研究中国道路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传统。马克思一生的学术思想主题就是探索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索解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之谜。为找到研究这一宏大思想主题的合理方法和路径，马克思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他起先试图从政治入手，对法国大革命史和黑格尔国家哲学展开深入研究，但最终发现人类社会发展之谜根源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关系，而对物质生活关系的解剖则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自19世纪40年代涉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起，马克思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就没有离开过这一研究领域。由此带来的启迪就在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之谜，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根本无法达到目的的；以《资本论》　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是经由政治经济学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一个典范。这同时也启发我们，对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如果不能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开创的研究路径，这样的研究就难免陷入一种方法论上的盲目状态。

　　在价值观上，研究中国道路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立场。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算起，现代政治经济学已有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只有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劳动问题。马克思曾说过，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一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就是一部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劳动的历史，就是一部倾力关注劳动者、为劳动者鼓与呼的历史。

　　正是通过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系统研究，马克思最终发现了资本的秘密，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让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地将“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区分开来，而《资本论》就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典范，并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基于此，恩格斯宣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开创了“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今天中国社会、探索中国发展之道，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但最根本的视角和立场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立场。

　　本质地看，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始终具有一种基于劳动者立场的精神情怀，始终怀揣一颗为劳动者谋取福利的初心。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此种价值特质，除非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出发去探索和研究，否则是不可能被揭示出来的。这正是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道路研究最为深刻的启迪之一。

　　正是源于此，我们说，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色。保持中国道路的这种底色，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人类现代化事业开创出更加美好前程的希望所在。

　　（作者：吴瑞敏 张雪魁 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