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常常听到许多年轻人在“喊老”。与年轻人年龄相关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泛的讨论。无论是赵雷称自己母亲“34岁老来得子”，还是最近的关于90后离婚群体的报道“80后还单身，90后却开始离婚了”，年轻人总能敏锐地从毫不相关的新闻中捕捉到与年龄有关的信息，并借助这些新闻感慨“自己老了”。

　　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亚文化现象：年轻人为何一时间都感慨“自己老了”？青年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年龄概念吗？如果不是的话，它的涵义为何发生这样的演变？演变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历史动因？

何为青年，青年何为

　　首先，何为青年？

 　　各种词典里都将青年定义为一个年龄概念，所不同的只是年龄的范畴。公众对于青年这个词过于熟悉了，以至于很少想到青年这一概念是如何诞生的。

　　事实上，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R.Gi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并没有“青年期”的观念，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中间状态完全不被承认。尼尔·波兹曼指出，

　　“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

　　工业革命才真正催生了“青年”阶层。工业化、现代化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生产模式，使得出身于不同阶层的青年人群产生了明显的流动性分化：大批出身于下层社会的青年摆脱了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纷纷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流浪者或犯罪者；出身中上阶层的青年人则开始接受学制更长、系统化更强的学校教育，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对集中的青少年生活阶段和生活圈子。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

　　青年在中国兴起就更晚了。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也时常出现“青年”“少年”，但指的不是特定年龄层的人群，也没有其他寓意。学者陈映芳总结说，“在清末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直到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到来才改变了这一状况。

　　不过，在“五四运动”之前，青年就已经被发现了。随着科举制的废弃、近代教育系统的确立，“青年学生”这一群体逐渐形成；而在当时国破家亡，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的时代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在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下，开始发现青年，他们不断在舆论中对青年进行鼓与呼。

　　梁启超在1900年所做的《少年中国说》率先把少年与国家绑定在一起，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

　　“五四运动”让中国的青年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救国救民奋勇担当的情怀、积极探索不怕挫折的精神、奋不顾身追求真理的行动，向时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这也就涉及到“青年何为”的问题了。很显然，此时的青年不仅仅是一个年龄概念，青年还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涵义。青年首先是政治性的，他们是新的国民，是新的民族、社会和国家的象征，他们承担着进步和复兴的使命；青年也是文化性的概念，他们是新文化的主体，是思潮和学运的主力军，由学生发起运动继而蔓延到全社会。

　　青年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从“五四”一直延续下来，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小时代：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

　　可以说，从“五四”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召唤的青年，都是“大时代”的青年。何为“大时代”？文化学者南帆曾这样解释，

　　“‘大时代’意味了整个社会拥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人们仿佛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宏伟的社会工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社会工程之中的位置。”

　　也就是说，青年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青年是历史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每个青年也能够在历史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和定位，并拥有一种主体感。

　　但我们当下的时代，则是一个“小时代”。抛开小说《小时代》的内容，不少学者还是认为，其作者非常准确地命名了我们这个时代。“小时代”首先指的轰轰烈烈的时代主题不再了，经历了“五四”、抗战、建国、改革开放，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青年与时代的那种相互裹挟关系，慢慢解绑。“小时代”指的更是青年与社会历史的脱钩，青年“沉溺乃至陶醉于‘小’的感觉而回避、逃离公共领域”。

　　“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满街都是工人，同志，我们，满街都是粗暴的呼声。”

　　当时，青年的“我”向“我们”靠拢。但1990年代之后，个人主义话语再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个人彻底实现了“个人与历史的脱钩”（黄平语），就像学者薛毅所说，“个人主义从‘人’的内部发现了差异——不是社会历史的阶级、性别、种族等的差异，而是抽象与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差异。”从积极角度讲，这样的个人少了社会的责任和历史的包袱，他们可以更轻松、更自由、更自在地做自己了，青年也成为一个纯粹的年龄概念。

　　与1990年代个人主义话语崛起相应的，是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及消费主义话语的崛起，青年迅速被消费主义潮流所捕捉。在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看来，消费意味着“诱惑”和“选择”。

　　“消费社会借着极为丰富的产品、形象和服务，借着其所导入的享乐主义，借着其所创造的亲近的、诱惑的欣快氛围，标示出了其诱惑战略的波及范围。”

　　而消费的过程便是个人的选择。利波维茨这样说道：

　　“消费主义意味着‘选择’的超丰富化，而富裕则提供了这种可能，它还意味着一个可供个人徜徉的深度开放和透明的世界，其中选择越来越多，度身定做的套餐也越来越多，一切任由流通和挑选，一切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市场和技术所开饭的可供公众支配的物质财富与服务越发的丰富，这种逻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换句话说，消费时代的“诱惑”便在于它不仅提供了多个选择，更重要的是“我”的“选择”，在“选择”中，“我”的自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青年沉溺在消费主义的快感中，这既冷却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瓦解了他们对于历史远景的想象。

青年的“早衰”：重建我们的历史维度

　　然而，“小时代”中的青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幸福。《小时代》这本小说固然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颂歌，但其中也时常透露出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卑微和恐慌。像《小时代1.0折纸时代》的开篇采用好莱坞都市时尚大片开篇惯用的全景俯视镜头，快速切换画面，不同的场所、不同的人更替：地铁里拎着MJ的年轻白领，写字楼面试的人群，星巴克的东西方面孔，高级奢侈店，喧闹的游人，低价服装店的高音喇叭，脏乱破落的老弄堂；摩天大楼、人群、车流、面孔，伴以的是喧嚣、嘈杂的背景音……这种宏大的、充满气势的开头，反衬出的是个体的卑微和弱小：“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

　　青年的这种“卑微感”并不是孤立的。从他们的自我感叹“老了”以及步入“前中年危机”的自嘲，乃至于“空巢青年”的流行，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问题：青年在“早衰”。他们可能具有消极、悲观和“老态龙钟”的心态，与他们年轻的面孔并不相称。

　　青年何以“早衰”？从现实维度讲，这与青年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现实难题有关，比如高房价、阶层上升艰难等，这些已不必赘述；但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因为青年与社会历史的脱钩，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虽然当代青年免去了历史的负荷，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他们也变成了“大历史的孤儿”。不妨引用雅斯贝斯的一个妙喻：

　　“正像一艘船，一旦割去系泊的缆绳就会在风浪中毫无目的地飘扬一样，我们一旦失去同古代的联系，其情形也是如此。”

　　虽然我们的前辈们曾肩负时代的沉重闸门，但时代却同样赐予他们信仰、信念和希望，赋予他们历史的纵深感以及价值、审美、道德的依据，即便他们个人可能“失败”了，但他们能够“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杨庆祥语）。

　　可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可能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有效的关联，无法在历史维度中构建我们的主体性，当代青年的确拥有更自由的自我，但也有且拥有自我，他们以物喜、以己悲，无法从时代中获取任何慰藉。

　　要消除这种心态上的“早衰”，既需要现实维度上各方面的制度保障，让青年拥有更友善更自由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却也离不开青年的阶层自省。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里，青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如何在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可以为更美好的社会做些什么？只有在历史维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才能不囿于年龄和狭隘自我的限制，并始终拥有“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青年气质。（作者：曾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