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最高法发文再谈“彭宇案”，称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时隔多年后，彭宇自己也承认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冲撞。但是10年来，“彭宇案”成了“不扶者”的“挡箭牌”，路人对遇险者坐视不管、老人撒泼讹人的新闻不断在各地上演，“扶不扶”成为困扰人们的难题。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4%的受访者平时会关注“扶老人”一类的新闻，55.1%的受访者认为一些新闻给人们留下了关于老年人的负面的刻板印象，63.4%的受访者期待司法审判更加公开透明，争取当下、早到的正义。

　　受访者中，00后占1.2%，90后占23.2%，80后占52.1%，70后占17.1%，60后占5.3%，50后占1.0%。

　　83.2%受访者表示遇到老人摔倒会去扶

　　杭州某出版公司员工刘方(化名)平时很关注“扶老人”一类的新闻，“虽然实际生活中自己没遇到过，但这类报道很常见”。

　　“这个话题被炒得太多了。”成都某高校大三女生许霞(化名)表示，现在反而更关注比较正面的新闻。“比如，老人给为自己让座的年轻人拍照，最后制成了相册表示感谢”。

　　调查显示，77.4%的受访者平时会关注“扶老人”一类的新闻，其中21.6%的受访者非常关注。

　　66岁的刘保国(化名)表示，自己也会关注这类新闻，“但身边这类‘不讲理’老人少之又少”。如果是老人不对，应该指责；如果真的是年轻人撞到老人，那必须负责，不能推卸责任。

　　如果遇到老人摔倒，刘方直言不敢去扶。“害怕万一被老人或其子女讹诈。而且有些病症也确实不能瞎扶，可能好心办了坏事儿，我会直接拨打120”。

　　24岁的山东某高校毕业生王明亮表示，若自己碰上这种情况，一定会去扶，“会观察周围的情况和老人的状态。确实需要帮助的话，不帮助良心上过不去”。

　　对于“路上遇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一问题，83.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扶，其中18.6%的受访者肯定会扶，没有任何犹豫，37.5%的受访者称会扶，同时会找相关证人或拍照作证，保障自我权益，27.1%的受访者表示紧急就扶，不紧急就不扶。仅14.4%的受访者直言不扶，但会采取其他措施(如拨打120)，2.3%的受访者则称完全不会管。

　　55.1%受访者认为一些新闻给人们留下了刻板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立雄认为，“老人摔倒不敢扶”确实是全民都在讨论的问题，“在媒体的影响、互联网的扩散下，年轻人害怕‘碰瓷’的，或者害怕碰上其他各种各样的纠纷，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刘方认为，出现这类现象与人们之间的信任缺失有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成为主流，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袖手旁观的人越来越多”。

　　“每个年代都有品德有问题、素质较低的一部分人，只不过在互联网环境下，这样的事件被放大很多倍，也更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被广泛地讨论。”许霞说，“舆论将老人群体污名化，留下了负面的‘刻板印象’，一些人谈到老人就想起这种坏形象”。

　　杨立雄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老年人的保障体系不完善。“一些老人摔倒以后，医疗费用花费大，对老年人自己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人们为什么会顾虑“扶还是不扶”？调查显示，61.4%的受访者直言是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的表现；55.1%的受访者认为一些新闻给人们留下了关于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47.4%的受访者认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影响；27.1%的受访者认为是社会舆论的影响。

　　63.4%受访者期待司法审判更加公开透明，争取当下、早到的正义

　　“彭宇案”虽然已经过去10年，影响却仍然存在，甚至不断扩大。人们已不再关注具体案件中的谁对谁错，而将“老人被扶反讹人”的印象印入脑海。

　　要改善这一状况，63.4%的受访者期待司法审判更加公开透明，争取当下、早到的正义；52.1%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重塑助人为乐的风尚；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严厉打击“碰瓷”、“讹诈”等行为；44.6%的受访者建议多拍摄公益广告，宣传文明出行；38.0%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应注意宣传引导。

　　“最重要的是监控的普及和利用，以及车载监控的普及。”刘方说，现在很多事件难辨真假，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口说无凭。“其次，是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赔多少、罚多少，都要平等”。

　　杨立雄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但是福利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应该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为主，同时让商业保险起到补充作用。现在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商业保险，是缺席的”。

　　他表示，扶人者留证据保护自己是表面上的解决方法。要深层次解决问题，重点还是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了这些，车碰车、车碰人、人碰车发生的各种纠纷，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不需要先运用法律手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社会保障更能促进我们的道德、社会信任的建立”。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才能够让老人不必担忧自己的医药费，年轻人不必害怕可能被“讹”而不敢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