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７年６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３５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３０多年让７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３年让４０００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１０００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位于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岢岚县黑峪村“第一书记”葛爱萍（左三）在和村干部商议电商团购活动的具体安排（2017年3月1日摄）。28岁的葛爱萍两年前从县委宣传部来到黑峪村，成为这个小山村的脱贫带头人。为了赢得反贫困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19.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不拔穷根绝不撤退。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１３个县（区、市）中还有１０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８０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１０％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２０１２年，中国这一比例为１０．２％。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４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４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１２．８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任书，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

　　１９．５万名第一书记驻村，７７．５万名干部帮扶，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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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

　　每年脱贫约１０００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１００万人，每分钟脱贫约２０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苦难历史的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难——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花家。

　　远远望去，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家门口的１．５亩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３４户村民轮流耕种。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贫苦。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

　　甘肃定西，千沟万壑，旱渴荒凉。

　　“陇中苦瘠甲天下”，１００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４０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

　　相比于自然条件，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

　　上世纪５０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路上。

　　直到２０１４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６岁至１４岁的２６个儿童全部失学。

　　“让娃读书吧！”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户动员。

　　“娃还要砍草喂猪哩。”村民们难为所动。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３４英寸彩电，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从教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唯有以创造历史的坚毅才能攻坚，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至牺牲才能打赢。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在连续工作超过１７个小时后，４５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最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路。

　　在临洮的３年里，柴生芳转如陀螺：

　　３２３个行政村他走遍２８１个，写下２９本工作日记；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到县城来回需颠簸数小时，他去过１１次；

　　临洮县贫困人口，从他来时的１１万人，减少为不到５万人。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县长来我家１１次，连一口水也没喝过……”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２１英寸的老式彩电，一贫如洗，英年５２；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县委书记姜仕坤（中）生前在马场乡战马村了解群众农业生产情况（资料照片）。姜仕坤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46岁。 2013至2016年间，12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新华社发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４６；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记，劳累猝死，告别２６岁的青春。送别时，村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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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间，１２０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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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村，村民杨应弼一家在自家院子里从水窖中取水（2016年7月27日摄）。定西市年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的三成，因为干旱缺水，定西人发明了“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新华社记者 潘旭 摄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竭尽拼劲、韧劲和闯劲，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种精神叫“不屈”，推开甘肃定西扶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它扑面而来。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３０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青年杨文学走在他和寨子里的年轻人修建的连寨路上（资料照片）。杨文学用在贵阳背背篓挣下的钱，带领寨子里的年轻人，修出了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新华社发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２０１１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１３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１０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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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２２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３０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３０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３０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１９８２年的１７０万人下降到２０１６年底的３７万人，贫困面从７８％下降到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１０５元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８５４元。

　　９０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９０年后，井冈山全市４０００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４９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１２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拼版照片：上图为四川省通江县诺水河镇柳林村建卡贫困户李国芝在自家门前留影，墙上有他写的“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八个大字（2016年8月22日摄）；下图为李国芝在菜地里浇水（2016年9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葡萄园内，农民准备进园采摘（2017年7月13日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包产到户让土地由合到分，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土地流转让土地由分到合，实现规模经营；近年来，小岗村又兴起了智慧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农业。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改革，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６０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２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３０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３５岁的严金昌和另外１７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３０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１０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１０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５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５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９０００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４．７１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３５％。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８７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１８８．８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福建省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权改革后领到的林权证（2017年6月16日摄）。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2002年，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