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3个教师节到来之前，我们的记者奔赴天南海北，去追寻这样一群一线教师的足迹：有在中国最南端的永兴岛支教的文艺青年，能于涛声的寂寥中带着学生寻找诗趣；有在世界屋脊日喀则援藏的东北汉子，能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与学生打篮球，打破汉藏师生交流的隔阂；有身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副教授，虽是弱女子，却带一拨拨老外高官军人学中文，传承中华文脉；也有在震后的玉树白手起家的藏族校长，追回一个个逃学的孩子；还有聚焦荆楚大地底层儿童内心世界的心理教师，探寻帮孩子走出阴霾的巧路径土办法。

　　他们一直在探索，既在与孩子们身上的问题作斗争，逆转他们的人生，也在与自己面对的现实进行抗争，修炼自我的人生境界。

　　尽管年龄、性别、工作环境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执著，那是扎根于泥土之中的“不抛弃、不放弃”精神。

　　我们送上迟到的祝福：老师，您辛苦了！

　　用生命耕耘在高处

　　试问雪域高原饶过谁？

　　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柳大庆自然躲不过，头疼，失眠，血压高……

　　“身为一名老师，这是应当做的。我是哪里需要就把自己往哪里搬。”柳大庆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的家人都支持我”。38岁的柳大庆现在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第二中学担任英语老师，援藏3年。3年不短，决定起来却也没那么难。

　　在他老家吉林农村，老师就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也是柳大庆的偶像。儿时的记忆很多已模糊，但有句话他却记得清晰“数须发作笔，倾心血做墨，在教案上描绘昌盛的祖国”，这是他小学老师曾教他背诵的段落，他认为那便是“用生命教学”。

　　也正应了这句话，如今的柳大庆可以说，的确在用生命教学。

　　初来乍到，高原反应虽让他饱受折磨，但让他更觉困难的，却是与藏族学生之间的疏远，“刚到这里，很多援藏老师教出的成绩不理想。我想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所以很想像朋友一样走进他们的心里，但又不会说藏语，无形中拉大了与学生间的距离”。他当时所带的初二六班，学生很是调皮，这一度让柳大庆等援藏老师很头疼。

　　一天，柳大庆看班上同学在操场打篮球打得很是开心，他灵机一动，“咦，不如一起打篮球！”于是，柳大庆很快混进了学生们的篮球队伍。

　　这让班上学生很是惊讶，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平均海拔近4000米，平日里，援藏老师一口气讲上一小时的课，便会觉得喘不过气来，更别提打篮球。一场打下来，柳大庆“当时就是要死了的感觉，但他们还是很愿意再打下去”他只有坚持。几场球下来，学生们与这位汉族老师亲近不少，“也更听话了，你说的他们都能听进去”。

　　这让柳大庆心里宽慰不少，但同时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们是以援藏老师的身份来的，藏族师生把我们当作‘专家’，那我们究竟能带来什么，又能在离开后留下些什么呢？”

　　所以，无论在教学还是管理上，柳大庆都很拼。他致力将黑龙江新课改的信息、理念，高效课堂模式等成功经验带进学校，不仅编写制作了各学年英语教学课件，为学校留下了一套适合西藏学生使用的英语学科备课资料，并立足课堂，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型，比如多媒体教学。

　　“内地学生对新媒体教学已习以为常，但藏区学生接触并不多，所以当我通过新媒体把图片、音视频等呈现在课堂上时，孩子们觉得很新鲜，无形中就调动起了他们学英语的兴趣。”也因此，柳大庆成了学生眼中的“时髦”老师。

　　一年的忙忙碌碌，让柳大庆被评为2016年度西藏自治区“最美援藏教师”。但这一年下来，柳大庆的头发更少了，皮肤皱纹多了，血压高了，脾脏也大了，心脏左心室的舒张功能也在减退，如今他需每天服用降压药，也需要每天吸氧才能缓解失眠。

　　“有时失眠时会很想家，想给家人打通电话，但一般等我忙完家人都已经睡了。”

　　而今在西藏，柳大庆已很少落泪，每当想家时便拿着吉他坐在山坡上望着家乡的方向唱歌。

　　“对于家人，不仅是思念，还有愧疚，他们也付出了很多。”柳大庆记得，刚刚过去的8月31日是他7岁的女儿入小学的日子，而他却只能通过视频遥远地问候，“在她成长的很多时刻我都是缺席的，我……”他有些哽咽。

　　“但看到课堂上藏族学生们亮晶晶的眼神，这都值了！”柳大庆说。

　祖国最南端学校 诗一般的支教

祖国最南端学校的升旗仪式 张劲松/摄

　　9月6日王彤再一次来到三沙市永兴学校，借着跟新一批支教老师交接工作，他还带过来了一些物资。

　　永兴学校是祖国最南端的学校，2015年12月才开始正式招生，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支教老师，王彤是第四批。

　　王彤清楚地记得自己从海南文昌的清澜港登船的日期，那天是2017年2月17日，家乡陕西还笼罩在寒冷中，海南的温度却超过了25摄氏度。晚上6点，看着船渐渐驶离，看着大海的颜色由蔚蓝变成深蓝，王彤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四句：

　　这是六点三十七分的大海，

　　温暖的夕阳暖暖下沉，

　　这是六点三十七分的大海，

　　熟悉的城市疾速后退……

　　1988年出生的王彤是个文艺青年，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都跟文学相关，海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在琼台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所以，王彤身边总是带着个日记本，有感触就记上一笔。

　　不过，文学的浪漫并没帮王彤缓解刚到永兴岛时的紧张，他从没教过这么小的孩子。

　　其实，学校里的孩子并不多。

　　永兴学校的孩子大都是随父母来到岛上的。30多个孩子中20多个上幼儿园，剩下8个是小学生。这8个中有5个上一年级，两个上二年级、1个上五年级。王彤的任务是教二年级和五年级的语文，以及整个小学部的美术。因为老师少，很多人都身兼数职，王彤除了教语文和美术，还是学校远程教学的对接人。所以，只要学校跟海口市的学校进行远程教学时，无论什么课一般都是王彤来上。

　　别看就这么几个孩子，也让王彤头疼了一阵子。这些孩子在来永兴岛之前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带着的留守儿童，“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再加上这些孩子上岛时间也不长，还处在适应期，有时候上着上着课，几个孩子就会跑到教室后面去，“学生少，所以教室就显得很宽敞，孩子们可以在后面滚成一团。”王彤说。

　　所以，每次上课，王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证孩子们能有一个良好的、正常的情绪。王彤用了大概一个月又是聊天、办公室正式谈话，又是奖励零食，各种方法使尽之后，终于，孩子们学会了遵守课堂规矩，终于，他们能正常教学了。

　　都说三沙苦，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三沙除了“碧海蓝天”，还是“碧海蓝天”。

　　在王彤的日记中他最常提到北京路和宣德路，其实，由于三沙的特殊性，王彤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这两条路上，更别提有什么丰富的课余生活了。

　　所以，刚到三沙时，周末最不好熬。享受够了阳光、蓝天的王彤会感到寂寞，仿佛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但是很快，王彤的这种伤感就不见了，因为，“三沙很小，三沙人很少”。王彤很快就和岛上的人熟识起来。这种感觉让王彤觉得很特别、很美好。

　　“铺好宣纸，蘸好墨水，细细临摹起古人的花鸟鱼虫，伴随着不远处的阵阵涛声，时光总会过得很快。” 王彤捡起了许久没动的画笔。他不仅自己画、教学生画，他还在周末的时候把那些没有成家的年轻老师组织在一起画画，或者约上岛上熟悉的朋友，三五个人，去海边散步，捡捡贝壳，抓抓螃蟹……

　　在三沙支教的日子在王彤眼中变得像诗一般了。这时，岛上物资的缺乏、半天就能晒掉皮的阳光、时不时就会光顾的台风，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带给我们欢乐的宝库”。

　　再美好也会离开。

　　半年后，王彤的支教结束了。13个小时的海上颠簸就把王彤带回到海口，“我的生活回到了往常的热闹中。”

　　不过以前很少看电视的他现在经常会打开电视，然后调到三沙卫视，“电视上那个人以前经常在我们学校图书馆看书”“我在的时候北京路上还在做绿化，现在花圃里已经鲜花盛开了”……王彤会用心地寻找三沙这些小小的变化。

　　离开三沙那天，“三沙1号”刚刚起航，王彤就开始怀念，看着永兴岛越来越远，他翻开日记本写下：“碧波万顷，书声琅琅，未来可期。”

　灾后玉树 白手起家

　　见到嘎松扎西你一定会觉得他“是条汉子”，健壮的身体加上高原人才特有的“高原红”，让人一见到他就觉得有安全感。

　　嘎松扎西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2006年被州教育局统招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麻秀村小任教，现在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麻秀村小地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空气稀薄，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坐落在高原“腹地”的学校。嘎松扎西刚来时，这所学校还是一所民办校，校舍是村民们自己兴建的，由于缺少建房经验，房子建在了湿地上，墙体受潮就会不断下沉，教室与教室之间的隔墙慢慢地裂开了大缝。后来，教育部门筹集资金重新选址给麻秀村小盖了几间瓦房。但是好景不长，2010年玉树地震，刚建好不久的新校舍出现了裂缝，变成了危房。

　　这时候，嘎松扎西刚刚当上一年麻秀村小的校长。虽然国家非常重视灾后重建，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于是，责任和重担便压在了这个年轻校长的肩上。除了重修校舍这样的“大动作”，学校日常工作中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要重新打理。每次回县城，嘎松扎西总会“东张西望”，看见任何东西嘎松扎西都会忍不住会想一想学校是否需要，只要能用上，哪怕是一颗螺丝钉他也会带回来。

　　为了既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还要在过渡时期坚持办学，嘎松扎西最着急的事儿就是师资。

　　“每年都会有全州招聘的教师，有些人知道是要来我们学校，连县城的门都不进，直接就放弃这个机会了。”嘎松校长说，从麻秀村小到县城要半天，再到州上还要4个小时，一路坑坑洼洼，还要蹚三条河，车子经常坏。虽然一直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出入不方便仍然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

　　实在缺老师了，嘎松扎西就只能在本地找代课老师。

　　“我们不需要学历太高的人。”嘎松扎西说，“在牧区当老师最重要的是责任心，即使是硕士生，如果没有责任心，在这里也不会是个好老师。”

　　知道嘎松校长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他翻山头追学生的故事。

　　嘎松扎西刚到麻秀村小的时候，那些在高山下、牧场上跟着牛羊长大的孩子才不愿意被圈到教室里，也不愿读书，有些孩子即使来上学了也会偷偷地从学校逃跑。

　　憨厚的高原汉子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娃娃们得上学”。

　　所以，孩子跑了，嘎松扎西就去追。

　　有一次嘎松扎西又发现一个学生从学校“逃跑”，他便一路追一路喊，直到翻了几个山头，才终于追到学生，师生二人当时都累瘫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谁也说不出话来，最终，这名学生跟着嘎松扎西回到了学校。

　　嘎松扎西记忆中这种满山遍野地追学生的场景“至少得有七八次”，最后一次大概是2011年。

　　那次地震后麻秀村小变成了公办校，全新的校舍已经投入使用了，食堂里也有了“家里吃不到的那么好吃的面片了”，孩子们没有再“逃跑”的了。现在，不论是放假后的开学，还是老师出去开会回来，每次嘎松扎西和老师们回到学校，135个孩子就会一个个地和老师贴脸。“这是藏区的礼仪，是针对亲朋好友的。藏区的孩子朴实，不会把‘爱老师’放在口头上，但是，他们会用行动表示。”嘎松扎西说。

　　嘎松扎西习惯在床头放着笔和本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想的都是学校的事，想到什么就记下来。”嘎松扎西说，这样第二天就可以及时去解决。嘎松扎西已经当了9年的校长，很多困难都一步步挺过来了，“我都不相信我能坚持这么久”。

　　实在太累了，嘎松扎西就上讲台。“我非常怀念那些每天只上课的日子，简单、快乐。身心最干净。”嘎松扎西说，学校里如果老师请假了要他代课，嘎松扎西总是答应得非常爽快。（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