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作为人类社会隐秘的伤口，已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预防自杀：全球要务》报告，每年全球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发生是自杀死亡的25倍。

　　2002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同时开设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与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15年间，他们每天做的，就是将那些站在“悬崖边缘”的人，一个个地拉回“安全地带”。

　　北京零点后

　　在北京，平均每天约有684人出生，309人死亡，这些生命大多开始或结束于全市医院约6000张产床上，但也有一些例外。

　　比如位于城市北郊回龙观的自杀干预热线中心，5条线路平均每天深夜会接到50个电话，其中11%会是高危来电。

　　“高危来电，意味着致电者有明确的自杀计划，会在几分钟、半小时、24小时甚至最长不超过一周的时间里，进行自杀。”

　　午夜十二点前后，是夜班热线的波峰期。

　　“我就想在这个世上留下最后的声音。”——这是一个患重度抑郁症的女孩站在楼顶上打来的，她只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她站的楼层跳下去是不是肯定会死。她只允许接线员最多说三句话。当时才工作两个月的接线员王景娜，把三句话说到了近一个小时，最后让女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因为父母没有答应给他买一个心爱的玩具，想要割腕；

　　一个大学生，因为被女友抛弃，总是抑制不住爬上高楼的冲动；

　　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打来电话只是想“最后试一下”，因为他实在不想每天只吃冻饺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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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在窗户边上站着；我身后就是大海，我晚上的时候打算吃安眠药自杀……“这是心理援助热线，最常听到的内容。

　　2002年建成运行的北京心理援助热线，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现有的27名接线员，要在24小时内不间断地接听来自全国的求助热线，求助的内容包括：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自杀干预。

　　“首先是要保证他的安全，态度上要接纳理解甚至支持，然后跟他一起去寻找这种(可利用的)资源，跟他探讨遇到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也会去问他，有没有信任的朋友和家人，取得联系，让他们也能关注他的安全。“

　　当了15年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的孟梅，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一个个地拉回安全地带。

　　即使从业多年，依旧没有”捷径“可循，孟梅习惯在接听电话后的三分钟内对是否高危迅速作出判断，针对高危自杀群体，最要紧的，是千方百计地稳住，让他暂时停止任何伤害生命的行为。

　　“人在死之前是矛盾的，打来电话就是一个机会，就跟他探讨，让他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真正事后知道的，真的自杀死亡的极少，大多数通过沟通交流，自杀的风险都会降低。”

　　长期接听热线电话的接线员们都练就了一身本事，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用语言把风险降低，热线规定通常一个患者来电不超过50分钟，但实际的情况往往要超过标准，孟梅印象最深的一次来电，打了两个小时。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成功。

　　15年间，有30万个来电打进，30%能被接听，日平均接听量为100多个，没有人能够验证，那些没被接听到的电话，后来怎样了。

　　驱散心头阴霾

　　“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来电者就像是一块泥土，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他种上种子，给它阳光水分，让他发芽，至于发芽之后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心理援助热线在接到高危自杀者电话后，有一套完整的跟踪观察体系，包括定期回访、纪录，追踪这些群体的后续情况。孟梅承认，这种干预在大多数自杀者身上起到的效果，但对于其中没被关注到的群体，她仍有遗憾。

　　总有一些”种子“最终没有发芽。

　　而对于有亲友自杀的家庭，”自杀“始终是难以挥散的阴霾。

　　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会议室的一张圆桌，在过去的15年间，见证了太多悲戚。

　　作为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性自杀亲友互助小组，每月最后一个周六，总会有一群人准时聚集在这里，大多数人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唯一的共同点是，时都曾经历过亲友自杀。

　　30出头的杨坤，在妻子自杀之后的两个多月内，都处于一种濒临崩溃的状态。

　　“脑子里就不断地浮现那个画面，为什么她会这样？想不明白，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快要疯掉了……”

　　偶然的契机，杨坤在网上发现了亲友互助小组，在这里，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

　　“原来我这样是正常的，我就不恐惧和害怕了，原来经历这个事情，觉得自己走到这一步，真的不知道前面那一步要是什么样子，很恐惧。但他们让我知道，哪怕是刀山和火海，我知道很难，但是这个难他们过去了，我也能过去，这就是这个小组的作用。”

　　在这个主要由自杀者亲友组成的互助小组里，这群陌生人通过互相取暖的方式，逐渐走出亲友离世的阴霾。作为小组的负责人，长期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郎俊莲大多数时候只是静静旳陪伴，见证一次次流泪、倾诉，再到伤口慢慢愈合的过程。

　　“你要允许他们哀伤，这是一个必经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杨坤一样，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找到自愈的力量。

　　五十多岁的梁丽已经在亲友互助小组待了五年时间，然而儿子的自杀仍是她心中迈不过的一道坎。每一次的小组聚会，梁丽并不大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听其他人的故事，“这就足够了，我在这个群体里没那么孤独。”

　　有的时候，她会和小组新来的成员一块出去吃饭、聊天或是逛逛逛公园。直有一天，她可以平静地讲述儿子的离世、自己患上抑郁症以及多次自杀的人生经历，平静得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抵达“边缘地带”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在2012年的自杀人数约12万人，自杀率为7.8／10万。相较于2000年的19.4／10万，中国的自杀率已经下降了6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各国自杀率可分为高、中、低、极低四类。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自杀率的类别已经从“高”转为“低”。关于中国自杀现状，这是所能获知的最新数据。

　　与中国自杀率急剧下降相比，对于很多地区的自杀干预者来说，工作却越来越忙了。

　　除了每月主持一次亲友互助小组的活动，郎俊莲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研究与预防自杀宣传，见到记者的这天下午，她刚在北京某高校结束一场预防自杀的公益讲座。

　　而在最近几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也在逐渐将关注的范围伸向农村和偏远落后地区。

　　“无论是从热线也好还是互助小组的参与情况来看，农村或者偏远地区能来参与的事很少的，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郎俊莲说。

　　在现有的关于中国自杀率的调查中，一个引人关注的点，是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要高3-5倍，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大致为男性的2倍。而在近两年的研究中，郎俊莲告诉记者，农村老人的自杀率相对提高和青少年自杀的低龄化也不容忽视。

　　为此，郎俊莲告诉记者，北京心理援助中心也在逐渐与西部地区合作，对落后地区进行心理援助与干预。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条全天候开放的“生命热线”，目前的27名接线员，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然后隔一天又从下午4点到早上8点。

　　此外，危机干预官网上，每天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通过网上一对一的服务，为自杀者以及亲友提供公益支持。

　　“完全依靠专业机构给予帮助，或许本来就是不现实的，我们就算人手再多，肯定有接不到的电话。”孟梅对于15年间，那些“未接起”的电话，始终心存遗憾。

　　在郎俊莲看来，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自杀阴影的人来说，来自亲友和身边的力量可能更为直接和有效。

　　“将来我们可能会在门诊成立心理减压中心，会持续地做各种焦虑的、抑郁的情绪疏导。另外也许可以尝试一下招募自杀者亲友做志愿者，成立自杀未遂者的这种团体，我们陆续的做着看。”

　　对她来说，从事自杀干预，就像种下一棵树的过程，“你永远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会不会开花结果，但重要的是种子已经种下了。”(记者孙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