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精准扶贫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各地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上,既不断攻破各种“堡垒”,也须破解新难题:

　　一些农民通过搬迁住进了干净美丽的新房,却由于离开了原有的生产场所,再就业创业面临较大挑战,一时间竟成了“新贫困移民”；

　　在一些地方,扶贫还停留在给钱给物的阶段,当年脱贫、次年返贫屡有发生,此种“输血式”的产业扶贫虽然“热闹”,但持续发展动能不足；

　　还有一些地方存在贫困户信息不精准、督查流于形式、扶贫干部“走读”等问题……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阶段之际,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这个硬骨头中的硬骨头,循序渐进的常规“战法”显然已经不够,亟待超常规的举措。

　　不论是通过易地搬迁扶贫,还是发展产业和教育扶贫,或是实施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兜底,各地也都在根据自身困境使出浑身解数寻找应对之策。

　　只有破除“面子工程”“数据脱贫”等懒政怠政窠臼,把当前精准扶贫开发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才能夺取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最终胜利。

　　贵州:“三超”并举应对极贫

　　2016年下半年,贵州省在934个贫困乡(镇)选出了威宁自治县石门乡、晴隆县三宝乡等20个极贫乡镇作为“决战点”,由20位省领导分别带领一支队伍,开展定点包干脱贫攻坚,并按贫困人口人均10万元的标准投入。

　　一年多过去,笔者在贵州省毕节市多个极贫乡看到,一个个基础设施、产业扶贫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一栋栋易地搬迁住房、教学楼拔地而起,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抖擞,地方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阶段之际,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这个硬骨头中的硬骨头,循序渐进的常规“战法”显然不够,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集中优势兵力定点清除。在这个问题上,贵州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脱贫攻坚重在精准。把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精准地挑选出来是打赢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关键。贵州以“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四看法”为基础,根据地区贫困发生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贫困人口规模、发展环境,适当考虑区域平衡和示范带动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基本保证了选出来的这些极贫乡镇经得起群众检验。

　　推而广之,国家层面可挑选出一定数量的极贫县,各个脱贫攻坚重点省份精准识别出一些极贫乡镇,市一级挑出一些极贫村,集中火力定点清除。这既有利于利用这最后两三年时间逐渐补齐短板,也能有效规避当前贫困指标层层分解带来的撒胡椒面、用力不准等问题,真正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扶持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身上。

　　脱贫攻坚贵在落实。选准了深度贫困点,更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深度贫困地区多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往往是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较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欠账较大的地区。

　　从贵州的探索看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超常规的人力财力政策投入。

　　超常规的人力投入,就是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领导干部冲锋陷阵、挂帅出征,各级干部层层压实责任,并动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企业帮扶等各种力量,向深度贫困地区输出人才、技术、管理、团队和发展思路。要以基层党建引领脱贫攻坚,选优配强基层力量,把乡镇班子配备好、把村级组织建设好、把驻村干部选派好。

　　超常规的财力投入,就是要坚决把资金、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用真金白银的投入补齐这些地区多年来的发展短板。一方面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大幅增加深度贫困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大各方帮扶力度,特别是激活企业帮扶动力,形成社会大扶贫格局。

　　企业帮扶方面,可借鉴恒大集团对口帮扶贵州大方县的做法,挑选一批有实力、能担当的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对口帮扶深度贫困地区,以大企业为依托孵化一批市场主体、吸收引进一批社会企业、重点扶持一批特色产业,增强深度贫困地区造血能力。

　　超常规的政策支持,就是要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改革突破。

　　如对于乌蒙山区毕节、昭通、凉山等人口过载的深度贫困地区,可探索实施跨区域生态移民搬迁,有序组织贫困家庭和富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落户,彻底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只有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以超常规思维、超常规投入、超常规措施,大胆集中优势兵力定点清除,才能战胜深度贫困,让这些地区及贫困群众“绝地重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昂首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记者 王贤）

　　云南:重点帮扶“新贫困移民”

　　“不是不想搬,是搬不出去,怕搬出去呆不住。”云南省元阳县贫困户杨小章如此总结自己家的脱贫困境。

　　作为难离故土的贫困户,杨家的窘境是当地众多困难家庭现状的一个缩影。

　　记者采访了解到,杨小章所在的村庄几乎全村贫困,当地政府制定的脱贫之策是整村搬迁至乡镇集市,但目前该村还剩约一半贫困户没有实现搬迁,主要原因是村民拿不出启动资金,也不愿承担银行贷款债务,更害怕搬迁后无法适应新生活。

　　从杨家的搬迁之困看一些地方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可以发现,挪穷窝不易,贫困户即使搬得出,并不一定能稳得住,搬迁后的长远发展难题亟待破解。

　　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上,不乏这样的难题:很多农民通过搬迁住进了干净美丽的新房,却由于离开了原有的生产场所,再就业创业面临较大挑战,生活不方便,一时间竟成了“新贫困移民”。

　　正如杨小章所说,他想要让老母亲看得起病、孩子读得起书,却害怕因搬迁而背负难以承受的债务,还要重新寻找谋生路子,一家老小的生活没着落。

　　凡此种种,给我们以警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不能“一搬了之”,不能简单地搞“大集中、胡乱堆”,切不可让贫困户“才搬穷窝,又陷窘境”。

　　在某些“一方山水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如果难以通过发展产业、改善交通等方式实现脱贫,那么搬迁显然是成本低、见效快的脱贫出路。

　　然而,脱贫攻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实事求是、下绣花功夫。也就是要瞄准贫困群众最需、最急、最难的问题,制定精准扶持措施,确保扶贫见实效。

　　杨小章的顾虑具有一定代表性,易地搬迁群众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由此可见一斑。就杨小章和那些同样面临生存困境的家庭而言,搬迁并不意味着彻底脱贫,即便搬出大山,因病、因灾、因学等返贫因素仍然存在。毕竟,贫困家庭需要的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安居乐业的踏实感,需要既能适应当下,又能维持长远的生计。

　　穷则思变。人类具有改善自身处境的主观能动性。

　　要改变贫困户的生存状况,固然要点燃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起他们走出穷窝窝的勇气和意愿。

　　然而,这只是易地扶贫的第一步。

　　须知,没有一劳永逸的扶贫之策,搬迁不是终点,致富才是目标。发挥好易地扶贫搬迁的优势,关键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下功夫。

　　为此,相关部门需做好长远规划,既要妥善解决好贫困村民的安置和就业,也要做好搬迁后的管理和开发,尤其要控制好新旧生存环境切换、过渡之际众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建设好硬件的同时,下大力气打造好软环境,让搬迁人员无后顾之忧。

　　还要意识到,“扶贫先扶智”,对初来乍到的搬迁户,要在稳定情绪、更新观念上下功夫。必须承认,物理上的搬迁可以短期内实现,意识观念上的融入却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理念灌输、价值重塑等深层次绵绵用力,让搬迁人员从内心深处适应新环境、拥抱新生活。

　　全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不论是通过易地搬迁扶贫,还是发展产业和教育扶贫,或是实施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兜底,只有破除“面子工程”“数据脱贫”等懒政怠政窠臼,把当前精准扶贫开发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才能夺取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最终胜利。（记者 字强）

　　亳州:绘制全覆盖“扶贫地图”

　　眼下精准扶贫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各地或多或少还存在贫困户信息不精准、督查流于形式、扶贫干部“走读”等问题。

　　地处安徽北部的亳州市,依托大数据,搭建脱贫攻坚信息服务平台,对所有贫困户精准定位,形成一张覆盖全市的“扶贫地图”。当地推出手机客户端“亳州扶贫”,通过互联网,把扶贫中的阻点、难点“一键公开”,既有利于推进扶贫工作,也便于监督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问题。

　　“高杰元,男,49岁,亳州市蒙城县立仓镇大李集村村民,家里3口人,因病致贫。”王林兵是亳州市蒙城县立仓镇大李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长,在他的手机里,“亳州扶贫”是经常打开的客户端,“很方便,想知道哪个贫困户的情况,输入姓名搜索一下,贫困户的基本情况一目了然,如果他家里有什么新变化,还可以随时更新。”

　　目前亳州市仍有贫困人口23万多,扶贫任务较重。在亳州绘制的这张覆盖全市的“扶贫地图”中,以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基本单元,形成基本信息、家庭成员、生产生活条件、收入情况、帮扶责任人、收入测算、帮扶措施、工作记载等完整的数据链。“扶贫地图”不光是了解贫困户信息,对于到基层帮扶的扶贫干部来说,它还是“打卡器”——保证有效出勤,防止“走读”。

　　王林兵是市里的公务员,被安排到离家100多公里的大李集村驻村帮扶。“每天要进行2次手机签到,必须在村部周边5公里范围内才能签到成功,吃住在村,‘走读’是不可能了。”王林兵说,管理除了严格,也很人性化,要离村外出,也只需通过手机提交离村报告,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在王林兵的手机里,近期的签到记录、扶贫工作日志一目了然,可以随时查阅。

　　精准定位的“扶贫地图”还解决了扶贫督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亳州市扶贫局局长陈昭敏说,以前市里去县里、县里去镇里督查检查,经常是去提前确定好的贫困户家里。现在不一样了,上级来督查,车开到什么地方,打开“扶贫地图”,就能看到周边有哪几户贫困户、家里什么情况、电话号码多少,还自带导航,随机点几户就去看了,甚至不用基层同志带路。

　　从实践来看,随机抽样解决了扶贫督查检查“如何选点、咋定路线、督查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扶贫督查中流于形式、不精不准的问题,实现扶贫督查不打招呼、不定路线、无须陪同、一督到底。

　　在“亳州扶贫”的措施落实模块,还以录音、图片、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实时记录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实现帮扶措施有据可查。在平台系统中可以看到贫困户养羊、养鸡、种白芍、种牡丹的图片,可以看到贫困户危房改造前后的视频,还可以看到各类补助资金发放的数据。

　　基层干部认为,将措施落实情况以视频、图片和数据形式呈现出来,不仅能及时掌握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还可以广泛接受监督,拉近干部与贫困户的距离,也增强扶贫工作的公信力。

　　陈昭敏介绍,客户端分为内部版和公共版。内部版因为涉及贫困户的详细信息,只有管理部门和扶贫干部才能登录使用,公共版则是面向大众的,“群众通过这个手机客户端可以对扶贫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申请对贫困户进行帮扶”。（记者 陈尚营）

　　吉林:产业扶贫变“输血”为“造血”

　　发几只羊、给几头猪、送百十只鸡……在一些地方,扶贫还停留在给钱给物的阶段,贫困农民养好了就卖钱“脱贫”,养不好就再想办法,当年脱贫、次年返贫屡有发生。在“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仍然突出,“一家一户”小农经营风险较大的背景下,此种“输血式”的产业扶贫虽然“热闹”,但持续发展动能不足。

　　吉林省洮南市位于国家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重。不久前,笔者在洮南调研发现,当地创新产业扶贫,以组建产业化专业畜牧企业整合扶贫财、物,将重度贫困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中的探索值得思考。

　　洮南根据贫困程度、脱贫难度,通过公开评议将贫困户分为一、二、三星,三星重度贫困户占总贫困户的10%以上。重度贫困户的普遍特点是因病、因残等丧失劳动能力,发展棚膜经济等一般的产业扶贫并不适用。

　　洮南将用于重度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整合,组建圆梦牧业扶贫发展有限公司,打造为年育肥6万只羊、屠宰50万只羊的大型肉羊产销一体化企业,每名重度贫困户成为股东,享受分红。在保障贫困户权益上,洮南以乡镇为单位,成立18个席位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百姓对企业生产经营实施监管。

　　产业扶贫的出发点是变扶贫从“输血”到“造血”,而实践也证明,没有产业带动,难以彻底脱贫；缺少产业支撑,难以持续脱贫。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是龙头组织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有效组织起来,围绕主导优势产业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优势是形成各环节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增加,收益合理、稳定。

　　但一些地方,产业脱贫变成一种“表面文章”,一个乡镇、一个村发展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产业扶贫项目,鸡鸭鹅、猪牛羊样样都要打造,一个项目不行就换另一个。产业扶贫“小散乱”和“看不准”的背后凸显的是缺乏产业化理念,没有做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准备。

　　产业扶贫如何走“深”。应该看到的是,从“公司+贫困户”到“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我国很多地方利用当地优势产业,探索出不同模式的产业扶贫路径,很多农村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但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凸显出“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多,附加值低,这背后是观念中更多考虑的是种植、养殖等初始环节,对配套的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缺少规划,导致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链。放在精准扶贫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坐标”下看,更需要思考如何把产业扶贫中的产业做深、做强,为脱贫攻坚持续释放动能。

　　洮南的探索正在于以现代农业产业化理念将重度贫困户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打造一个当地有比较优势的牧业企业,并从养殖到加大统筹布局产业链,实现一方面扶贫效果可预期,最大化重度贫困群众的收益；一方面各类扶贫资金安全可控,为持续脱贫提供支撑。

　　产业扶贫的关键在树立起现代农业产业化理念,将农村贫困群众带入到产业体系中。笔者相信,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如何增加有效供给的思考将加速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也必将让产业扶贫走得更“准”、更“深”。（记者 郭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