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6束头发的漂流与重生 　

　　上海松江区hana咖啡馆进门左手边，有几个大纸箱，里面用透明塑封袋包好的，是一束束黑色头发。它们的长度大多超过30厘米，拿一束掂在手里，大约是一个苹果的重量。

　　每一束捐发背后，都沉淀着至少两三年的时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它们来自中国的各个角落。

　　过去三年多，有7756名蓄发者，他们一点点等待头发变长，然后剪下，无偿寄给一个名叫“青丝行动”的学生公益组织。

　　他们的头发，从家里漂流到这个小小的咖啡馆，经由一群大学生的手，寄往假发工厂，经过筛选、制作和等待，在癌症病人的头上得到重生。

　　有的捐发者会给头发编好麻花辫，绑上蝴蝶结。

　　被送到这里之前，这些头发飘扬在风里，它们的主人，是幼儿园小朋友，是爱美的姑娘，有些时候，是勇敢的男生。

　　像这样一束30厘米以上的“纯天然头发”，至少需要蓄两年。这两年中，头发的主人不能给它上颜色，不能烫卷或拉直，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等它变长。

　　第129号假发

　　3月26日，青丝行动的第129号假发有了新的主人。

　　她叫张智蕴，今年58岁，2015年查出患了乳腺癌。

　　收到假发时，她盘腿坐在病床上，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试着戴了戴，非常合适，是她想象中的样子，齐耳，带一点栗色，和自己化疗前的发型几乎一模一样。

　　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发丝软软的，一缕风吹进来，它们在轻轻摇晃。

　　不到一分钟，张智蕴取下假发包好，放回盒子里，她说，要回家把头洗干净，再照镜子戴好它，“以后出门就戴着它，下个月来(化疗)也戴着它来”。

　　三月份，张智蕴第13次化疗，每次化疗相隔21天，一次住院8天以上，她已经很有经验了，为了方便打针，专门把毛衣袖子做成拉链式。

　　一位患者收到了心仪的假发，试着戴了戴，非常合适。

　　她也说不清，拥有一顶假发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的意义。

　　“有头发总是好的”，假发戴在头上那一刻，刘海贴在额头上，头皮痒痒的，她甚至能感觉到，失去的那些自信，又回来了。

　　刚开始掉头发时，她接受不了，会猫在地上一根根捡起来数，刚开始每天掉100多根，后来越掉越厉害，一天500多根，她不数了，“觉得它们不属于我了”，让爱人直接丢进垃圾桶。

　　有人曾建议她，头发掉得哪里都是，不如早早剃了省事。“可万一下次就不脱了呢？”她不甘心。

　　不到三个月时间，头发陆续掉光了。

　　没有头发以后，她的生活圈子渐渐缩小，她主动减少了和朋友的联系。她不想告诉别人自己生病，也不想别人安慰。现在常联系的朋友，基本都是病房里认识的病友。

　　春天，沪西大宁郁金香公园里的花开了，几个病友约着一起踏青，黄的、红的、粉的荷兰郁金香，活泼泼地开，看得人心醉，她们拍了很多花儿的照片，没一个人拍自己的照片。“没头发，不拍照了，现在连镜子都不照了”，这是病友间的默契。

　　她买了很多顶帽子，草帽、布帽、绒线帽，只要踏出病房，就戴帽子。

　　戴帽子出门，免不了让人多看两眼。夏天的一次，她在乘地铁的路上有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觉察到了，感觉到了冒犯，“为什么要看我？我戴帽子很奇怪吗？”整个下午，她一直在想那个回头的动作，心情糟糕极了。

　　在病友的建议下，她去过假发店。中意的那顶，摸起来柔软，纯真发制作而成，标价3600元，她舍不得，最后买了一顶500元的，戴起来闷闷的，像一个薄头盔。

　　3月26日这天，她非常开心。医生告诉她，病灶变小了，从5厘米缩小到2.2厘米，又收到了心仪的假发。她心里都盘算好了，等化疗结束，要戴着假发出去走走、跑跑、看看。

　　三个大学生的善举

　　送张智蕴假发的，是一个叫“青丝行动”的大学生公益组织。

　　如果把捐发比作一次旅程，青丝行动在旅程中扮演的角色像个爱心旅店。

　　一束束头发从捐赠者的头上剪下，被寄到这里歇脚，经过简单的筛选后，在假发工厂相遇，发丝们被打乱重组，拥抱在一起，成为一顶新的头发。接着陆续回到青丝行动，等待病床上的主人。

　　这个组织的最初建立，缘起于三个大学生。

　　点子来源于留学美国的韦彦尔，她家有捐发传统，家中前前后后已经有三位女性剪掉了自己的长发，通过公益组织捐赠给了美国的癌症患者。

　　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天1.2万人新患癌症、7700人死于癌症，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涨。

　　2014年8月，韦彦尔想在中国进行捐赠，发现国内并没有类似的捐发组织。美国有Beautiful Lengths，菲律宾有donate your hair，为什么中国没有类似的捐发组织？

　　她拉上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李嘉文，另一个是在美国的朋友王苏若，三个人计划着做一个中国版的“Beautiful Lengths”，命名为“青丝行动”(以下简称“青丝”)。

　　从零到一无疑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他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申请了学生社团，招募了20多位学生志愿者，没有办公室，便在食堂、咖啡馆讨论，很长一段时间里，青丝的收件地址填的都是志愿者的家里。

　　韦彦尔做了青丝第一位捐发者，将自己齐腰长发剪短，并写了一篇捐发日志作为推广。

　　李嘉文家境不错，家里每个月给他近万元生活费，他会把一半拿出来垫付在青丝里。为了得到合法身份并拉到资金支持，李嘉文常常带着宣传册，从上海西南边的松江大学城坐两小时地铁到上海东边的浦东新区，去“磨”上海市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2016年，“青丝行动”正式签约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提供财务、行政、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指导。

　　由于捐发概念在中国尚未普及，刚开始收集头发时，常常有人亲自将头发送过来，顺便“暗访”一下，生怕青丝“骗头发去卖钱”。

　　让李嘉文觉得意外的是，捐发者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一位捐发的小朋友留言说，我们都是地球的一家子，当然要互相帮助。

　　2014年成立“青丝”时，他大二，等他大四毕业离开学校时，已经有三千多位捐发者捐出了自己的长发。

　　每一天，青丝都能收到近十束头发。“在中国，知道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里面，还要头发没烫染过，一个人要蓄好几年的头发，一下子剪这么多，还要自己寄过来”，李嘉文很感动，“就算是这样，还有那么多人在捐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以美换美，何足惋惜”

　　截至2018年3月23日，青丝已经收到发束7756束。

　　头发的寄送地址，几乎囊括了中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捐赠者们除了中国公民，还有来自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外国友人。

　　拆开快递包裹，青丝的工作人员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捐发者的用心。

　　有人用保鲜膜包好头发，像个寿司卷，生怕把头发弄散了；有人留下小纸条说，头发是洗完姜汁才剪的，易于保管；有人发量较多，特意分了好几缕剪下；常常有人给头发编好麻花辫，绑上蝴蝶结，底下垫很多软装，包装得像商场买回来的礼物。

　　拆包裹，就像拆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有时候拆出一包糖；有时候拆出明信片，画着笑脸、星星和一只写着"fighting"轻松熊；还有人随头发寄来一件手工织的毛衣；来自四川省江油市的7岁小朋友宋若凡，把自己的照片也寄过来了。

　　青丝工作人员崔文佳贺说，她拆到过的最长的一束头发，超过80厘米长，看到是家乡江苏寄过来的包裹，会觉得特别感动。

　　在近七千张捐发者留下的纸条上，书写了许多故事。

　　建筑师宋亚堃是一位已婚男性，因为楼下一个阿姨患了癌症，他觉得癌症忽然离自己很近。他看到国外一个小男孩给患癌儿童捐发的故事，便上网搜索中国有没有捐发的地方，就这样找到了青丝。

　　刚蓄发时，他的孩子刚出生，他用发卡别头发，蓄到后来，孩子渐渐学会走路了，改用头绳扎头发。走在路上，常有别的小朋友指着他问大人，“为什么这个叔叔的头发比妈妈还长”。由于头发柔顺，很多人甚至给他介绍洗发水代言的业务。

　　两年过去，他剪发捐发，同公司几位建筑师的夫人，因为他捐发的事，也开始蓄发准备捐赠。

　　在儿童血液科工作的刘楚君，接触了许多白血病小朋友。她病房里有一个乖巧的女孩，头发乌黑柔顺，查出白血病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光头，小朋友还很高兴地对她说，“我妈妈说了，头发剃光了长出来新的更漂亮！”

　　刘楚君清楚，因为掉下来的头发难以清理容易惹细菌，妈妈撒了谎哄孩子把头发剃了。过了一两个星期，她在负一层看见这位妈妈哭得快晕过去，心里想，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应该不在了。

　　在寄来的信件中，刘楚君写道：很多人说医务人员在临床见惯生死，迟早会麻木，庆幸我还是会心酸会难受。

　　一位匿名的朋友，她的好朋友帆在2012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并发症，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在ICU抢救了一个星期后，最终还是走了。由于做了开颅手术，帆的头发全都被剪掉了，从那时起她就想把头发留长，“本来是想送给帆，帆永远定格在了19岁，现在把它送给其他需要的人吧”。

　　这7756束头发，每一束背后，都沉淀着至少两三年的时光。蓄发的人说，自从开始蓄头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一些期待。

　　一位写信的朋友说，剪头发时，心里沙沙的，三年的时间不到十五秒就没了，会有不舍，但剪下来的头发，摸起来就像水一样，流到远方去，能在另一个人身上重生，“以美换美，何足惋惜”。

　　“比起时尚，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在青丝，许多工作人员，都做过捐发者。

　　崔文佳贺大一就捐过头发。她承认，走在路上会很注意别人的头发，有时候也很想去烫个好看的发型，“但蓄发、捐头发对我来说是比烫头发更酷的一件事情”。她想趁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多捐一点，“以后可能工作需要，就没办法像现在这样黑长直了”。

　　像崔文佳贺这样的青丝工作人员一共有近30位，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每天除了完成学业，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青丝。就像其他的学生社团一样，韦彦尔这些创始人们毕业后，就把青丝交给下一批学弟学妹们继续传承。

　　为了让捐发者放心，青丝尽力将整个流程透明化——公开负责人的手机号，定时更新收到头发的数量以及送出去假发的数量，并要求运营青丝行动微信公众号的伙伴尽量回复每一位咨询者的问题。

　　青丝负责人徐思涵每天会接到四五个电话，电话那头问的问题都差不多，“这活动是真的吗？”“这活动是不是还在做？”“亲，这个申请表怎么弄？”这类问题，她已经回答了无数次。有时碰到上课和考试，她会挂断电话，给对方回复短信。

　　尽管如此，还是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

　　许多人好奇，为什么青丝收集了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送出去100多顶假发。

　　徐思涵解释，由于头发的质量参差，制作一顶假发往往需要好几束真发作为原材料。按照现有的合约，青丝提供十束真发，假发公司瑞贝卡将无偿提供一顶假发。

　　也就是说，这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能制成700多顶假发。

　　5岁的小朋友王贞桢捐了自己头发，并附上一幅充满爱心的图画。

　　许多癌症患者对网络平台不熟悉，不知道有青丝的存在，迄今为止，申请假发的患者只有一百多位。

　　这一百多位癌症患者，多是女性，她们更愿意选择短发类的假发，“因为短发看起来比较精神，比起时尚，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费了这么多心血，只帮到了一百多个人，有意义吗？

　　青丝成立之初，李嘉文便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他去医院看望过受捐者，收到假发时，患者眼睛里有光。“一个人买一顶假发和收到一顶好多人头发做成的假发，感觉是不一样的，后者有一种社会上的温暖，是support(支持)”。

　　他还记得，有一次，上海下雨，现场剪发后，地上很多碎发，自己拿着环卫工人的大扫帚清扫现场，衣服全湿了，商场门口的LED屏上奢侈品广告亮眼，低头看看自己，脏兮兮的，在那里扫大街，竟然感觉很快乐。

　　“一顶假发也许并不能延缓死神的脚步，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看起来像一名健康的正常人，让他们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不再是为了躲避周围的目光囚禁自己”。

　　钟晓娟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在青丝负责和患者对接，前段时间，她给患者寄头发，走在寄快递的路上，忽然看到患者儿子的朋友圈，说母亲去世了。

　　钟晓娟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好几次了。她接触过的好几位患者戴上假发后不久，都去世了。

　　对于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有一顶假发，没一顶假发，有那么重要吗？

　　患者家属的致谢让她想通了——有了一顶假发，至少她最后时光是开心的，可以美美地拍一张照片，会期待自己好起来，这就足够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智蕴为化名)

　　记者 罗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