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信谊社区“老漂族”俱乐部开展活动。陈朝霞摄

　　5月9日，北京朝阳区某中心小学门口。下午4时20分，放学时间到了。两位老人跟随人群进入学校大门接孩子。几分钟后，奶奶背着书包，爷爷拉着孙子的手走出校门。来到一辆套着灰帆布的三轮车边，爷爷骑车，孙子坐后座，由于位置太小，奶奶没有跟随上车，而是用东北口音招呼老伴：“赶紧走，音乐课别迟了”，看来爷孙俩还要赶个场子。孩子奶奶告诉记者，他们来北京照看孙子已经4年了。校门口，熙熙攘攘的接孩大军中，操着各种口音的老人占了多数，银发垂髫相伴回家成了普遍场景。

　　在中国，像上面这两位东北老人一样的随迁老人还有很多。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们，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媒体将他们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那么，他们在异乡过得好吗？他们对中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什么新要求？记者为此进行了相关调查。

　　天伦之乐与社区“隐形人”

　　贵州贵阳，一座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西南新兴城市。陈阿姨是这个城市里醒得较早的一批人。每天早上5时，64岁的陈阿姨就起床了。简单洗漱后，她迅速前往附近菜场买菜；半小时后，开始准备早餐。她需要记清楚，孙子不喜欢吃面条，儿媳不爱吃香菜。7时30分前，她必须把孙子送到幼儿园，11时接回家吃饭，下午2时送回幼儿园，两小时后再接回来。上午，陈阿姨要准备孙子的午餐，傍晚还要准备全家人的晚餐。这是孙子上幼儿园期间陈阿姨每天的固定日程。

　　3年前，从贵州省兴义市一所小学教师位置退休后，陈阿姨来到贵阳帮着儿子照看孙子。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陈阿姨“累并快乐着”。

　　在北京市朝阳区南太平庄社区居住的马阿姨最近心情则很差，屡次想带着孙女回东北农村老家，却说不出口。2年前，她来到北京帮儿子一家照顾孙女。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但对马阿姨来说，都是陌生人。只有面对8个月大的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孩子们回来后，马阿姨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

　　在北京市朝阳区、丰台区等地走访调查期间，记者发现，缺少朋友、想家、孤独、不适应，成为很多随迁老人的共同特征。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医保报销困难，一些“老漂族”甚至不愿意去医院看病。《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指出，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随迁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甚至鲜少出户，成为社区中的“隐形人”。

　　“‘老漂族’正处在‘半城市化’过程中。”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处在流动、分离和聚合的巨大变动中，随着迁徙人口的定居化和家庭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作为“从属人口”也卷入迁徙人口的大潮中。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人户分离，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

　　随迁老人在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体育公园便民服务中心跳舞。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连根拔起”与“融入难”

　　3年前，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中级社会工作师苗艳梅，带着学生在北京市昌平区C社区开展随迁老人社会融合服务研究。调查发现，这些随迁老人均来自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照顾晚辈的占70%。他们对北京的好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够家庭团聚、交通方便和“首都光环”，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

　　在苗艳梅看来，社会交往缺失是很多“老漂族”思乡的重要原因，“有个老人跟我们吐槽，这边家家户户门都关着，谁也不理谁，哪像我们在老家，住的都是自己建的房子，邻居之间经常互相串门。”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十分适合用于形容“老漂族”的生活状态。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在和苗艳梅的研究小组认识之前，63岁的韩阿姨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很注意节俭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很看不惯。偶尔和儿子说几句，儿子还劝老人不要过问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

　　“有的老人甚至将在北京给儿女带孩子当作‘有期徒刑’，‘刑满’(孩子上学)就能回家了。”苗艳梅说。

　　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出现社交行为阻碍和融入困难，很多“老漂族”可能产生精神抑郁等心理疾病。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随迁老人居多。

　　在苗艳梅接触的C社区随迁老人中，一个从河北唐山来帮忙带孩子的老人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她唯一的女儿因为孩子上学搬到学区房后，留下老人独自在C社区生活；后来在老家的老伴去世，更让老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苗艳梅说，老人觉得自己被女儿抛弃了，又回不去老家，成了多余人。

　　“对‘老漂族’来说，离开家乡的最大风险是与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交往与熟人熟地等社会支持系统脱离，导致养老风险被无形放大。”穆光宗表示，到了老年期，老年人会固守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执着于“熟人圈子”，抗拒“陌生人圈子”，由此产生的压力感、隔阂感和边缘感等不良心理感受，会影响他们对老年生活质量的评价。

　　5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放学后，2名随迁老人骑着三轮车接孩子。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让“老漂族”真正快乐起来

　　如何让“老漂族”们快乐起来？这是苗艳梅在研究中想得最多、做得最多的事。

　　为了让“老漂族”之间、他们与本地老人之间熟络起来，苗艳梅联系当地社会工作站，组建了“你来我往，快乐分享”文化融合小组、随居而安——随迁老人社会支持小组及促进随迁老人融入社区生活等相关活动。从最基础的相互认识，到在养生讲座、法律讲座上踊跃答问，再到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歌咏比赛、志愿巡逻，和本地老人结伴买菜，很多随迁老人通过参加小组活动，有了参与社区活动、服务社区的热情，对融入城市也更有信心了。

　　经过苗艳梅研究小组的心理辅导，以前看不惯儿媳妇买买买的韩阿姨如今能够体谅子女的生活方式，儿子、儿媳也注意考虑老人感受。苗艳梅还鼓励韩阿姨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如今，韩阿姨走在社区里随处可以碰到熟人，见面都打招呼，“感觉心情开朗多了，生活比之前有意思”。

　　“我心安处是故乡。”苗艳梅说，对于随迁老人来说，最怕的是心不安、在他乡的感觉。所以，培养社区归属感很重要，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住得安心、开心；另一方面，很多老人将来可能留下来养老，越早融入问题越少。

　　专家表示，漂泊的老年一族要做到老有所安，既要内安其心又要外安其身，这需要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前者强调孝亲敬老的代际反哺，后者重在破除医养分离的制度藩篱。

　　“随迁老人要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快乐老年》一书作者袁志发对记者表示，从随迁老人自身来说，要学会5种快乐：一是学会享受天伦之乐，因为与儿孙团聚，本身也是一种快乐。二是学会交友之乐，要在社区多交友，通过谈天说地、倾诉心中不快来减少烦恼。三是学会运动之乐，可以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适当做些运动。四是学会学习之乐，学习能增长知识，提升境界。境界高了，万事想得开，快乐自然就多了。五是学会享受兴趣之乐，要学会培养书法、绘画、唱歌、跳舞等兴趣，“做出一道好菜，也是一种快乐”。

　　从儿女来说，要对随迁老人有足够关爱。“你如何关爱孩子，就应该如何关爱父母。”袁志发说，儿女要对随迁老人多一些包容、忍让、陪伴、理解。多挤出一些时间，和父母多谈心；多带着孩子和老人外出逛逛。“在放长假时，要带着父母回老家看看，这时候老人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快乐。”

　　此外，为帮助“老漂族”融入城市，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也要不断努力。在北京市房山区，由该区社工联合会开展的集体做美食、集体生日会、歌唱比赛等随迁老人社区融合项目，让500多名随迁老人在社区找到“家”的感觉。一些养老机构也加入其中。例如，大美枫林公司开展的“壮心苑”项目，正尝试配合社区建立随迁老人服务站，通过开展书法、绘画、歌舞等文化活动，让他们真正快乐起来。

　　苗艳梅建议，除了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还要做好非独生子女的外地户籍随迁老人与迁入地城市社会福利、医保报销等方面的制度衔接。同时要立足未来，健全社区养老照护体系，如设立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以缓解随迁老人可能面临的生活难题。

　　“构建起异地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十分紧迫。”穆光宗说，对随迁老人来说，异地养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适应性的风险很大，要妥善协调处理好户口登记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合机制，该分时分，该合时合，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让“老漂族”将“他乡作故乡”。（彭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