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一诺坐在你面前，你可能不会将她与盖茨基金会中国区新掌门、三个孩子的妈妈、18万粉丝的微信公号博主等一系列身份标签联系在一起。

当她开始说话，明朗的笑容、极快的语速、理性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又会让你确定，这是个职场“女汉子”。当她谈起和孩子的相处之道，谈起要改一改盖茨基金会在别人眼中有点严肃的形象时，你又会不禁好奇，她将会给基金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改变。

先前就职于麦肯锡，如今完全跨入公益领域，在周围的朋友看来，李一诺的决定有点大胆，可在她自己看来，盖茨基金会做的事情自有它的魅力。

“在麦肯锡工作多年，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工作的最终核心，就是发现问题，再去解决一个个问题，只不过那个时候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是对客户产生意义，而基金会其实也是在解决问题，但解决的是更大的、着眼全球的问题。”李一诺坦言，这样的挑战让她更有斗志。

比尔·盖茨全职做公益后对基金会的事情特别上心，将基金会中国区的接力棒交给李一诺这种事，他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面试了李一诺。

说起这个面试，李一诺觉得倒更像是一次畅谈，一次头脑风暴。原本45分钟的见面，最后聊了2个小时。“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也知道中国越来越强大，可都是很宏观的，我给他讲了中国的80后、90后们也有一颗公益心，如何能把这部分力量吸引过来，最终塑造中国各个阶层的慈善文化、捐赠文化，他很感兴趣。”李一诺关于社会化媒体的打造和运用、关于更有乐趣和创新的项目设计，让盖茨觉得很新鲜。

面对熟悉的领域、全新的伙伴，李一诺更愿意将这样一群人称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能看到问题，也有热情和理性去一步步解决问题。不论是中国的公益能量之于世界，还是世界的公益资源之于中国，都需要基金会在中间扮演好纽带的作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公益时报》：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公共领域的问题解决，比如医疗、农业、消除贫困等，在美国，他们是怎样定位自己和政府关系的?

李一诺：其实我们的社会按宏观的属性层面划分，可以分为私营领域(盈利性企业)、公共领域(政府和政府举办的组织)，和社会领域(除去以上两类之外的，公益组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各个领域都有其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有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在和盖茨见面时他曾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比如当年疟疾问题的卫生医药研究是由美国军方出资支持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种考量就不再支持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难题：疟疾是不是影响人类的一个严重问题，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对盈利性企业来讲没有足够利益，对政府来说可能暂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那怎么办?

盖茨觉得基金会就是去弥合私营和政府的能力局限，解决关乎更多人的重要问题。当然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也有能力局限，这就需要私营、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互相弥补局限。

《公益时报》：刚才你提到和盖茨的谈话，他怎样看待中国公益目前的发展以及中国公益力量之于世界的价值?

李一诺：那次很有趣的是我们约了45分钟的见面，但其实最后聊了2个小时，他在说他对中国的看法，然后我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基金会在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其实需要做得更好，可能走在大街上问一个人，他们都知道比尔·盖茨是一个有钱人，做了一些好事，但是再问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做了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盖茨自己做公益并不是追求名声，但其实基金会是需要一个品牌影响力的塑造的，这也是为了体现它的倡导价值，尤其是覆盖不同的阶层，通过让他们的知晓、参与，来传播正能量，

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一直知道中国在发展、中国很重要，中国已经在研发、创新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给他很多惊喜。可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我问他，你知道中国的80、90后其实很关注公益吗?甚至文艺女青年也非常关注公益。他说哦，真的没有想过。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能说明中国年轻人的潜力：在腾讯网上捐款平台(乐捐和月捐)上捐款的人当中，79%为15~29岁，12%为30~35岁。这说明中国年轻一代是非常有公益心的，如果能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引导，那将是一股巨大能量。而且并不一定要等你有能力了、有钱了再去做公益。做公益和关心社会问题和个人成长，职场成熟，创业都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它能让你从更高的层面，更大的局面看问题，看自己。

《公益时报》：说到吸引年轻人，你自己也有一个微信公号，吸引了大批读者，有什么秘诀吗?

李一诺：讲好故事。奴隶社会的订阅量比基金会的还多，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了想，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公益组织不会讲故事，缺乏好故事。

我也关注了很多公益领域的报道，可是我发现他们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讲的故事不好听，你我都会关注时尚、八卦、心灵鸡汤，我们就是读者，读者不是圣人，都喜欢看好玩儿有趣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心理，看到一篇文章你为什么会转发?其实大家的心理很简单，内容好，我转发了才能显出我的好品味，不然转发了会觉得很丢人。

《公益时报》：你会如何利用自己对社会化媒体的经验，打造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品牌?

李一诺：年初的时候，盖茨在2015年年信中提到了“全球公民”的概念，他称那些愿意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地区居民改善生活的人为“全球公民”，并借助他的年信开启了一场召集成百上千万“全球公民”的行动。成为“全球公民”并不意味着你要奉献一生来帮助穷人，但的确意味着你要去关注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你会偶尔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去了解比你处境更差的人的生活，你愿意将同情心付诸实践，去提升公众认知，或是做名志愿者贡献自己的时间，或捐一点钱。“全球公民”越多、他们的行动越积极有效，我们的世界就会取得越大的进步。

我们希望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力量激励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成为全球公民的一员，积极关注各种公共卫生和发展领域的挑战，并力所能及地采取行动，为应对这些挑战出一份力。当然这是一个有点漫长的过程。

《公益时报》：刚才还提到了盖茨基金会越来越重视中国在公益领域的创新和价值，中国公益与发达国家相比，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李一诺：目前中国的财富阶层中，部分个人财富得到迅速积累，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多的亿万富翁，仅次于美国，庆幸的是他们开始投身慈善，捐赠潜力巨大。另外一个积极的方向，是中国慈善立法进程的推进、相关政策的制订、新型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普及，以及第一代财富创造者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和传承，给慈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是很有潜力和希望，在慈善领域开创独具特色的慈善发展新模式，引领世界的。

但是仅仅靠富豪捐赠是不够的，中国的慈善捐赠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培育，比如有一个粗略的数据比例，中国仅有11%的人进行慈善捐赠，而美国这一比例是64%，目前捐赠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远低于美国等捐赠文化比较成熟的市场。

《公益时报》：作为新任掌舵人，你对盖茨基金会未来一年、三年甚至更远的规划，有什么考虑和想法?

李一诺：中国在扶贫减贫和改善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经验，而且中国在健康和农业领域已经展现出创新实力和低成本制造优势，比如乙脑疫苗、澳柯玛Arktek疫苗冷藏设备、绿色超级稻。这些对更落后国家是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的。

我们希望基金会做一个桥梁，一方面，在中国要继续帮助应对国内公共卫生挑战，如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烟等，要从国际引入更多资源帮助中国打造慈善文化。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致力于成为中国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的合作伙伴，让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方面展现意愿和实力，促进中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发挥资源、技术和政策优势，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和发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