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云的战友陈大权,退伍后一直在贵州省桐梓县木瓜镇新坝村椅子组老家务农,过着“隐居”一样的生活,从没炫耀过自己的功绩,更没向党委、政府提过任何要求。

　　今年88岁的陈大权仍然健康硬朗,深居简出,儿子修了新房,但他喜欢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土墙房子,喜欢烤柴疙瘩火,每天仍然保持一斤米左右的饭量。

　　带着对陈大权老人的景仰,我两次深入木瓜镇新坝村椅子组探访陈大权老人。

　　1930年6月,陈大权出生在桐梓县九区浸水乡八村(现桐梓县木瓜镇新坝村椅子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放羊务农,后被伪军抓兵,再后来起义入伍。1951年11月,他所在的部队入朝作战。

　　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一个贫苦家庭,也曾被国民党拉兵,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赴朝作战。

邱少云当年送给陈大权的留念照片。

　　分别时互赠照片

　　1952年初,陈大权老人曾和邱少云同在一个班一个多月。

　　陈大权老人回忆说:“邱少云的个子比我高一个脑袋,身体比我壮实。我们班的战友来自贵州、四川、云南、湖南、甘肃等地。部队每天都要进行学习和训练,训练非常艰苦,训练之余,大家都抓紧时间休息,所以战友之间交往不多。”

　　虽然时间短,但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战士,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贵州,相邻的省份,相同的乡音,相通的习俗,又有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家乡情结让他们多了一份特殊感情。

　　每天除了学习,就是训练。主要是训练如何消灭敌人,如何保存自己,战友间平常交谈的也是军事技能。一个多月后,邱少云调到侦察连,陈大权调到机枪连。

　　分别时,邱少云赠送了一张半身免冠照片给陈大权,陈大权也送了照片给邱少云。邱少云在他的照片背后签名题字,但陈大权不识字,是请邱少云替自己在照片背后写的名字。

　　陈大权老人回忆说,志愿军军纪非常严明,平常战友之间互相以同志称呼,集合点名时才喊名字。所以,除了同一个班的战友,最多知道同一个排的战友姓名,其他事情就不知道了。同一个班的战友,关系密切的,分别时都会互相赠送一张照片、一块毛巾表示纪念。

　　从1951年11月入朝到1956年4月回国,陈大权收到的战友赠送的照片,至今保存完好的有12张。据老人回忆,分别是邱少云、周炳清、晏起元、何华龙、萧呻富、阳德才、张道才、郭新全、熊义悔、丁怀春……

　　有的照片背面没有签名,老人已经无法回忆哪张照片是谁了。

　　有报道称,邱少云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后来的图片和雕塑,都是参照他三弟、四弟的样子设计的(据《唯一在世弟弟回忆邱少云:他说会带着光荣花回来的》一文)。另据《87岁抗美援朝老兵保留邱少云亲赠照片》一文报道:邱少云的战友郑时聪保存了一张邱少云的照片。据报道称,郑时聪在老家排行老三,人们都喊他“三哥”。所以照片背后的题字“赠三哥”三字,这张照片曾在志愿军博物馆公开展出。但这张照片提供的信息量实在有限。而陈大权老人珍藏的照片背后有钢笔字题字:“赠给亲爱的陈大权同志为留念,战友邱少云。1952.2.19。”

　　陈大权老人介绍,这张照片为邱少云亲笔题赠。

　　“赠”“亲”“权”“为”四个字为繁体字,书写流畅。其他字为简体字,和当时存在繁简混用的现象基本一致。

　　陈大权老人珍藏的12张战友照片中,有7张别有钢笔,有的别一支,有的两支,有的甚至别了三支。

　　照片上身穿军装的邱少云年轻帅气,精神抖擞,浓眉大眼,神情坚定,留着偏分头式,左上衣袋别着两支钢笔。

　　陈大权回忆,枪林弹雨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上甘岭战役结束后,部队组织扫盲,他就是那时候集中学习过半年,从汉语拼音开始,学习识字写字,现在可以认识一些汉字,就是那时学习的。

　　陈大权老人一直把自己和邱少云的友谊以及自己的英雄经历珍藏在心里,始终过着简单平淡的生活,直到2016年1月30日,桐梓县公安局木瓜派出所所长王飞陪同遵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市公安局交管局局长石晓洪到木瓜镇新坝村走访时,了解到陈大权的革命英雄事迹,陈大权老人才引起了社会关注。

　　2017年春节前,重庆市邱少云纪念馆的同志闻讯找上门来时,看望慰问陈大权老人,聆听他讲述革命英雄故事。当邱少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出收藏邱少云的照片时,老人没提任何要求,将自己珍藏了64年的邱少云照片转赠给了邱少云纪念馆!

邱少云赠给陈大权的照片后面的签名题字。

　　目睹战友牺牲

　　“敌人在我手头,从来没有滑脱过,来一个,死一个,没死的,都是打趴了的。”陈大权老人回忆说,他在国民党部队就是机枪射手,重、轻机枪都打得好。别人射击都是用右眼,他用左眼。班长看见了,说,不行。他说,不管我用左眼,还是用右眼,打得中耙就为原则。第二天打耙,他枪枪中耙,大家都说,这个家伙硬是厉害。

　　“现在,只要有枪,同样打得准。”陈大权老人仍然那么自信,又那么自豪。

　　据史料记载,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时,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受烈火烧身,一动不动,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据陈大权老人回忆,当天他在武胜山负责打掩护,邱少云执行潜伏任务的地方,就在他打掩护的武胜山下。那是一片开阔地,大约有十多亩,长满了芭茅杆(北方人叫芦苇),有一人多高。开阔地的前方就是敌军阵地“孤正屯”(音,应该是《我的战友邱少云》一文中所说的391高地。),“孤正屯”山上,敌人部署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军事设施非常坚固,援军不断增强,志愿军攻打了很久都攻打不下来。

　　1952年10月,志愿军决定攻打上甘岭,要取得胜利,必须炸掉敌军增援必经的康平桥,要炸掉康平桥,又必须拿下391高地。

　　陈大权老人说,打撂撇子(甩石头)都能甩到那么远的距离。中间是个水凼,四周长满了芭茅杆,敌人的飞机,这架去了,那架又来了,一夜到天亮都在侦察,但都没有发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节,敌人向开阔地里的芭茅杆打燃烧弹……

　　邱少云就是在那场大火中牺牲的。

　　“你看到大火焚烧战友,是什么心情?”

　　“非常愤恨!”

　　“那你怎么想的?”

　　“战斗中消灭敌人,为战友报仇!”

　　陈大权说,服从纪律高于一切,就算看到战友被大火焚烧,也不能擅动,必须按照军令行动。

　　邱少云凭着超常人的意志力,在大火焚烧中一动不动……

　　陈大权老人有些悲伤地说,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人太多了,邱少云是最壮烈的一个。

　　邱少云精神永垂不朽,陈大权老人就是一个活活生的见证人。

　　“因为没有暴露我军部署,我们的进攻非常成功,一举拿下了‘孤正屯’”。陈大权老人说,拿下“孤正屯”后,部队训练了3个月,开始攻打上甘岭。

　　“攻打上甘岭的时候,我们连参加战斗,我们班是第三组,阵地在上甘岭中段,其他战友全部在战斗中牺牲了,只有我和副班长被敌人围困在山头上。我是机枪射手,枪法很准,副班长负责给我传子弹,把战友的机枪弹药扛过来,架起,居高临下,用手榴弹轰炸,用机枪扫射,敌人搞不清楚我们山上究竟有多少人。敌人至少发起过30多轮进攻,但都被我们打回去了。我们死守20多天,终于保住了阵地,等到援军赶到才下山。”陈大权回忆,死守的20多天,就是干粮和豆饼,没有水喝,只有喝尿!牺牲战友的干粮和枪支子弹,全都成了我们的军事保障。

　　那场战斗,陈大权所在的连100多人,最后只剩30多人,被荣记集体一等功。在陈大权老人保存的《立功证》上,彭德怀总司令题写的“继续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等题词非常清晰,刚劲有力,饱满厚重。虽然《立功证》上书写部分的内容已经磨损,但姓名栏的“陈大权”三字和功劳等级的“一”字等笔痕,还隐约可见。

　　陈大权老人的左膝盖、右手臂被子弹打穿,用随身携带的救急包包扎后又继续战斗。至今伤疤仍在。

陈大权老人和他保存的立功证。

　　退伍回乡务农

　　1956年4月,陈大权退伍复员。

　　组织上安排他到新疆工作,但他想念家乡亲人,想念老父老母,于是回到老家,先后参加过湘黔铁路、铁山煤矿等建设,土地下户后回家务农。

　　桐梓县武装部的一份档案中,有一份关于陈大权在部队时的表现鉴定书。他的连长、政治指导员、副连长3人的签名盖章证明上这样写道:“自从朝鲜打坑道、扛木料和运送弹药等劳动中,一贯表现积极,在上甘岭战役中,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能很好的去完成,吃苦性强,别人不能干的工作,他能完成……回国的时候,在军事训练中,操作动作正确,能帮助新同志瞄准、射击要领,在营建脱坯中,能坚持小病工作。团结性好,在肃反表现中很积极。自己体会有了缺点,就能即刻提出纠正不对的地方,并能协助正副班长教育新同志……”

　　在陈大权手书的《爱国公约》中,有这样的话:“提高警惕性严格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永远做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如果国家有什么风吹草动,坚决听从政府的号召,带领大批的、雄厚的预备役兵员返回战场,歼灭凶恶的野狼。”

　　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陈大权刻入骨头里面的信仰!

　　陈大权老人还用布袋把毛主席像章、和平鸽、纪念章一层又一层精心包裹起来,放在贴身的上衣胸口,把《革命军人证明书》《立功证》及邱少云等战友的照片,一直视为传家宝。

　　如今陈大权已88岁高龄,花白长髯,说话声音宏亮,讲述起部队打仗的事,手舞足蹈,如在眼前,是胜利的喜悦一直激励着他!

　　采访结束时,老人激动地高唱《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夕阳照在老人身上,回头一望,仿佛一尊雕塑……(王宗伦 作者单位: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