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笔者看来，正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促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批判性地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存在政治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等古典或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科学”。不过，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社会科学”从整体理论到具体学科形态的前提批判，带来了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并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首先是法学或政治学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法学或政治学，实际上是特殊的学科，即为特殊利益阶层服务的学科，换句话说，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毅然从法学转向哲学这一本质上包含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思想志业，不同于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法学派之延续且进一步巩固浪漫主义及其保守主义，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依然停留于宗教批判，马克思毅然告别浪漫主义传统，告别宗教批判，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批判，而当其政治批判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批判并将资产阶级的法及政治理论看成是意识形态时，即表明其对法学及政治学的决裂，这一决裂同时标志着欧洲法学与政治哲学传统的近现代转变。

　　当然，对黑格尔式的“哲学”，马克思同样持批判立场。对法学与政治学的决定性的批判，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消灭哲学”，实际说来，是“扬弃”和“终结”黑格尔哲学，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哲学”，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变成改变世界的理论或方法，从“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观念论或唯心主义，有其纯粹的甚至是辩证法的外观，甚至有稳定的贵族与人文气质，但远离现实实践及人民情怀，带着“醉醺醺的思辨”与“庸人的尾巴”，因此必须将哲学从理想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这一坚实大地。

　　告别宗教批判，告别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派，且扬弃“哲学”，进而“坐实”唯物史观，使得马克思聚焦于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对市民社会展开批判，另一方面是借此展开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两个方面均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天然领域，也是旧唯物主义与国民经济学的专属领域。与此同时，市民社会所指向的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却又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最本质的规定，但是，必须在新唯物主义暨唯物史观中对物质生产进行重新规定，以摆脱其对市民社会的从属性。这同时也是对人本质的新的规定。“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马克思提出“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并将人的本质现实地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当马克思希望建立与其人类解放旨趣相符合的“惟一的实证科学”即“人的科学”时，即给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根本立足点。

　　就学科发展史而言，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古典社会理论传统有三种，分别是马克思开创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斯·韦伯创新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与他们的年龄差距相当，马克思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形成早于另外两位古典社会理论家足足50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及其由此展开的人类社会的构造，从而不仅开创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开创了整个古典社会理论，并直接将社会科学带入现代。

　　在马克思那里，从法与国家哲学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最终集中为从《巴黎手稿》到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批判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稍稍后移，实际上是市民社会批判的具体展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如果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护理论，且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德国人则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变成“国家学”，那么，马克思则通过把社会关系的批判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决定性地开创了资本主义批判这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形式。 （邹诗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