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星球几十亿年的演变过程中，无数的物种诞生了，同时，也有无数的物种湮灭。沧海桑田，岁月赋予了这些物种一种神奇的存在方式——化石。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奉献一生，只为寻找化石秘密；他们默默无闻，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孜孜不倦地还原地球过往的印记。近日，由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联合新华公益推出的“平凡化石故事•非凡贡献人物”活动，将发掘这些在古生物化石发现、科研、修复、宣传、艺术展示、文化传承以及保护等方面做出不朽贡献的人物，揭开这些人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多年前，英国小女孩玛丽·安宁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件鱼龙化石。150多年前，达尔文在发表进化论思想时曾提到，未来对进化论可能提出挑战的就是鱼龙，因为它突然出现在中生代的海洋中，与它陆地的祖先之间没有任何可以看到的联系，没有发现任何中间过渡类型。这之后的150年里，科学家们在全世界苦苦寻找，希望能找到鱼龙与它陆地祖先之间的过渡类型。但是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这似乎成为了挑战进化论的一大难题。

    2009-2018年，在北京大学三叠纪国际合作研究团队世界中晚三叠世鱼龙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安徽地质博物馆与其合作，联合美国加州大学和意大利米兰的专家，对早三叠世巢湖鱼龙动物群化石产地开展了长达9年的系统野外调查、科学发掘和研究，为解决鱼龙的起源难题，提供了线索。

    巢湖马家山的5次化石发掘

    化石发掘是这个系统工程的重心，能否获取有价值的化石关乎整个工作的成败。目前已开展的5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中，2010-2012年进行了3次主动发掘，2016-2018年开展了2次抢救发掘。化石发掘领队是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黄建东博士，成员是该馆一群70后、80后的地质工作者以及北京大学江大勇教授领导的课题组。

    第一次发掘开始于2010年9月。主要集中在马家山南坡，采取从上往下逐层试探性发掘。由于对各层位富集的化石情况不清楚，工作进度相对缓慢，在进行到第6天时如愿地发现了鱼龙化石。最终历时30天，发现了17件鱼龙化石，确定了鱼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的富集层位。初战告捷！

    第一次野外发掘现场

    随后，2011年4月的第二次化石发掘在马家山南坡和北坡同时进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次化石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历时41天，共发现40余件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标本。

    第三次发掘在2012年6月展开，在前两次工作的基础上针对重点层位进行了扩展和补充发掘，历时18天，共发现海生爬行动物6件。

    第三次野外发掘现场

    2016年5月，由于环巢湖矿山生态治理工作的深入，马家山作为废弃矿山需要对陡坎进行削坡治理。为避免珍贵的化石被当做普通石料运走处理，黄建东博士领导的科研团队进入马家山地区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的难度比前三次要大。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发现了20余件海生爬行动物化石。

    第四次抢救性发掘现场

    2018年3月下旬，黄建东带领他的团队在马家山测量新剖面时，马家山山顶处正在进行削坡作业。研究团队无意中在路边的滚石里发现了一件鱼龙头骨化石。这件化石的意外发现给大家带来一阵惊喜。黄建东迅速做出决定：马上进行抢救性化石发掘。这次发掘历时近两个月，团队克服了高温、粉尘、噪音等多重困难，在上下落差达20米的陡坎上采集化石，共发掘出70余件完整的包括鱼龙在内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此次“大丰收”刷新了化石收集上单次发掘数量的纪录。

    发掘之后的优异成果

    5次化石发掘，开挖土石方近10000立方，共得到了约180件爬行动物骨架化石和相当数量的鱼化石。这其中，很多标本保存非常完整，极大丰富了巢湖龙动物群的生物多样性组成。尤其是后两次的抢救性发掘，拯救了一批珍贵的海生爬行类标本，避免了化石资源被人为破坏。他们，通过对新采集标本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首次在马家山地区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带胚胎的鱼龙化石，将鱼龙胎生的记录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首次在该地区发现确切的始鳍龙类化石，该标本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鳍龙类化石；在国际权威科技期刊《Nature》发表了相关论文，首次发现了具有两栖生活习性的原始鱼龙——柔腕短吻龙，支序分析发现它在鱼龙演化谱系中处于最基部的位置，填补了陆地祖先与完全适应海洋生活的鱼龙之间的演化环节；首次在该地区发现同时代个体最大的海生爬行类新材料——小头刚体龙。

    9年时间，地方专业团队与高校竭诚合作，科学有序地发掘与研究，使巢湖成为全球研究鱼龙等海生爬行类起源与演化的最重要地区——这里是鱼龙等海生爬行类最早下海的地方。

    巢湖马家山发现的化石

    2016年12月，“安徽早三叠世巢湖鱼龙动物群化石多样性与古生态资源的调查与研究”项目获安徽省国土资源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8年2月，黄建东个人获得第十七届安徽青年科技奖……这些奖项，既是对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研究团队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又是对未来工作的一种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