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作家关军来到甘肃省东南部一个乡村的九年制学校，进行了100天的浸入式观察和访谈。在这次深入接触之前，和很多人一样，关军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一无所知。

　　为了观察样本更具有普遍意义，他选择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但也不特别贫困的东胜乡(为保护隐私，乡名为虚构)。

　　“一片灰黄”4个字来自一个留守女生的作文，描绘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女生笔下的这4个字给关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地壳深处，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压、隐藏、忽视的声音。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路拐进一条土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暂别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的仪式，就这么悄然完成。

　　个把月前，刘新宇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3个月，而且包括春节”。

　　刘新宇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之后，他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对于这个超过6000万的庞大群体，社会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并不了解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需求。他的想法是，通过纪实文学的手段，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位置——甘肃东南的一个县，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

　　离开北京前，我向至少4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它从一个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机说，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我对6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取出手机，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

　　漆黑的夜里，屏幕的光线有些刺眼。

　　“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带给人一种务必警醒的冰凉。

　　这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被冻醒，那就再喝一杯。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每间拥有10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20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锦泉如约过来接我，他是一家公益机构的驻校社工，20岁出头，广西人，过去3个学期一直陪伴着东胜学校的孩子。

　　走进校园的时机还不错，国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涕流出鼻孔，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早操之后，跟随锦泉拜会了杨校长。校长室的隔壁就是“第二课堂”，锦泉与一位名叫嵘嵘的社工在这里工作，它同时也是学生们的借阅室、娱乐室。

　　第一阵课间铃声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10多个，他们就围在我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一个梳着短发、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首先打破沉默。

　　“您是作家？您写过什么书？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轰的一下，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

　　最先说话的女生叫陆紫嫣。她是校长的女儿，刚从县城附近的学校转到这里。“我可以叫你关大哥吗？”第二次课间休息，陆紫嫣提出更大胆的问题。

　　按照预想，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他们思维、表达能力相对成熟，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与陆紫嫣熟悉之后，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于是把这个班列为观察的重点。当然，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锦囊里有这么一句——

　　要看见所有孩子，活泼的、安静的都要看见。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上面有年龄、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留守与否”，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们——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

　　在六年级，鞠玉兰是少数几个喜欢单独活动的学生之一。每逢课余，她总是东瞧西逛，注意力难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钟。

　　很快发现，鞠玉兰比别的学生更有意地在暗中观察我。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个子不高，脸蛋圆圆的，总是咧着嘴，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但面部肌肉并没有处于愉悦的状态。

　　元旦当天，我遇到了鞠玉兰，她摆弄着一辆单车，一会儿骑着兜一圈，一会儿又推着慢悠悠地走几步。

　　“放假3天呢，怎么没回家？”我问道。

　　“不想回，回去没意思。”

　　鞠玉兰的居住地，属于东胜最偏远的几个村子之一，步行需要五六个小时，她不肯回家是心情不好。此前一天的上午，她打电话催促在西安打工的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妈妈说还有一笔工钱没结，现在回不去，鞠玉兰不肯罢休：“那我就去西安。”妈妈当然不会答应这个负气的要求。

　　“我在电话里和她吵了起来。”

　　“很想让妈妈回来？”

　　“嗯，算是吧。”

　　“吵架的时候多吗？和妈妈关系怎么样？”

　　“不好。”

　　我们在公园的长凳坐下，她收起笑嘻嘻的神情，和我进行了第一次交流。10多分钟里，鞠玉兰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朋友吗？”

　　我点点头，顺着朋友的话题聊下去。

　　鞠玉兰说，不认为自己有朋友，“我有时脾气不好，现在我尽量做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和自己较劲儿。”

　　我想起了前晚学校灯谜晚会的一幕：鞠玉兰非常想得到一等奖的奖品，一只瓷娃娃，在失去机会以后，她在兑奖处不依不饶地向锦泉讨要，时而笑嘻嘻地捣乱，时而嘴撅得老高。“她是真的那么想要，还是与平时一样，只是以喧闹的方式引起自己在乎的人的注意？”我在笔记中写下这个问题。

　　鞠玉兰的身世比较特殊，我对此有所耳闻，当我想接着聊聊她为什么不太开心，她决定结束这次谈话。“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我看了一下他的QQ个人资料——女，14岁，北京，东城区

　　在东胜，我想亲历这样的过程：学生在家中迎回打工的家长，共度春节，然后家长再次外出，学生面对分离。长达50多天的寒假，我将选择一户学生家庭借住。

　　许许多多学生发出了“到我家去耍”的邀请，其中异常热情的几位，就包括六年级男生何东辉。得知他爸爸刚刚打工回来，我很想利用周末跟他回家，看看两个孩子——他的弟弟读一年级——与归来的爸爸难得相见的状态。

　　线条硬朗的红色豪爵摩托严重超载，何东辉的爸爸拉着我和两个孩子，迎着冷冷的山风驶向七八公里外的何家坝村。他们分开大半年了，父子相见的一刻却没有亲热的表达。

这是一个跑过中国半数以上省份、当爸爸之前就四处奔波的男人，做过日薪10元的矿工，干过危险的爆破，在当地算得上资深打工者了。

　　“孩子知道打工的辛苦吗？”我问。

　　“不和他们讲，讲了他们也不信。”

　　我几次用余光观察旁边的何东辉，他好像情绪不佳，一声不吭地玩着手机游戏。从那以后，他曾经的热情消失了，每次见面都很冷漠。我无从判断，究竟是不愿意我和家长交流太多，还是反感我对打工话题过于关心。

　　何家坝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我找到了寒假的目标。何东辉的邻居当中不仅有好几个东胜学校的学生，而且有3个女生还是他的同班同学，她们的爸爸均在外打工，我憧憬着赶上3个家庭的团聚时刻。

　　六年级班主任张老师告诉我，37名学生中，一个男生的爸爸在施工隧道里遇难，一个女生的妈妈久病不治，去世后留下天文数字的家庭债务，另一个女生的爸爸因赌博输钱而自杀，都是最近两三年的事，还有一个男生，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有了外遇的妈妈抛弃，爸爸平时也在外打工，那是一个沉默的少年，被同学们称为“忧郁王子”。吴子琦，我在本子上记下了“忧郁王子”的名字，却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学生假期开始的第一天，QQ上蹦出一个添加好友的请求，对方名字是“想到世界去闯荡”，我通过了，然后问道：“哪位同学？”

　　“学生吴子琦您可能不知道六年级。”

　　我当然记得这名字，就是那位“忧郁王子”，第一个与我QQ联系的居然是他。

　　“你的网名怎么理解？想去哪闯荡？”

　　“我搜的。”

　　“放假有意思吗？”

　　“太无聊了。”

　　“在学校你没怎么和我交流啊，是不是更喜欢文字沟通？”

　　“可能是吧。”

　　此后一个多月，我两次问他假期的情况，只得到一个睡觉的表情符号。我看了一下他的QQ个人资料——女，14岁，北京，东城区。

　　何雪菲每天都要问一个问题：今天几号了？她盼望着两个人的归来，一个是表姐，一个是爸爸

　　放寒假了，我搭车前往何家坝村，50多天的假期，我和几个孩子将耍在一起，没有讨厌的上课铃把它切成碎块。很可惜，用于憧憬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到了目的地，4个六年级孩子都去了山上的祖辈家。

　　何雪菲的爷爷打来电话，他和孩子们都邀请我上山去耍。

　　上山以后，何雪菲每天都要问一个问题：今天几号了？不是得了健忘症，而是她盼望着两个人的归来，一个是表姐，一个是爸爸，他们的归期已近。

　　再过两天爸爸就要回来了，何雪菲收拾好背包，做好了跟着妈妈下山的准备。

　　吃过午饭，何雪菲发现妈妈不见了，一定是下山了，不打算带自己了。她坐在床边呆呆地盯着地面，不住抹眼泪。

　　与何雪菲的爷爷家相邻的那一户姓郭，由外公带着两个孙辈，一个是只有简单劳动能力、不会说话的智障者，一个是东胜学校九年级学生，名叫郭龙义。

　　郭龙义中等个子，身材单薄，17岁的他看上去显得更年少，脸上稚气未脱，连变声也尚未完成，可熟识的伙伴却称呼他老江。

　　老江有着很强的动手能力，在山上，他用竹条和绳线制作捕鸟的装置，每隔一两天就有山雀落网。

　　我还看了老江家的相册，他自己的照片只有几张，都是两岁以前拍的，此后父母就外出了。

　　有一天，老江背着一个娃娃从山下上来，他大汗淋漓，兴致很高，把父母远远甩在后面，那娃娃是老江两岁的弟弟，属于他的团聚时刻到来了。

　　老江与父母交流很少，不过看不出有明显的感情裂痕，有一天晚上，爸爸在山下帮忙盖房子，晚上饮酒过量，老江打着手电下山去接，一路吃力地搀扶。“把我像犯人一样押回来。”爸爸这么描述着，听得出语气里对儿子懂事的肯定。

　　过年那几天，乡路繁忙，摩托车往来奔驰，后座上捆绑着各类礼品盒，成年人似乎有走不完的亲戚，赶不完的宴席。农耕文明刚刚没落，它所滋养的人情社会还将有稍长一些的寿数。孩子们的衣着比平日光鲜，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依旧少得可怜。

　　预计日程过去一半了，对于当地寒夜的湿冷，我已不再畏惧，饮食上也完全适应，但是，焦虑感有增无减——腊月里，家长陆续回来了，我看着男生们在公路上玩单车，玩滑板，我看着女生们在屋顶跳皮筋，在河岸边过家家，他们的神情、状态，与家长外出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假期接近尾声，我对继续观察失去了耐心。要了解目标学生的心灵状况，就需要我开学后采用更多的积极方式，像调查员一样工作。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开学后，我拿出了几个积极方案，包括有目的性地发起游戏，从中寻找心理问题的头绪。有几次，我与六年级学生玩起“真心话大冒险”。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好，你是不是喜欢××？”

　　“不，我选择大冒险。”

　　“那好，你去××面前大声说：我喜欢你。”

　　“你真讨厌。”

　　每一次，每一轮，总是跳不开这样的话题，他们是羞涩的，是佯装愠怒的，他们也是亢奋的，是乐此不疲的。游戏中，既然他们只关心这个，假如我却问出“平时什么事让你最伤心”或“你最想对外出的爸爸说什么”，就显得太煞风景了。游戏的尝试宣告失败。

　　我还委托几位语文老师，给五、六、八年级布置一篇额外的作文，题目是我拟的，《我更想要的那种家庭》。几天后，作文陆续交上来，那是100多个孩子对理想家庭的描绘。

　　在此之前，包括鞠玉兰在内的好几个同学都对我说：“不想写。”这让我意识到，题目设定虽然尽量委婉，还是有它残酷的一面。我告诉他们，可以不写，没关系。几个人最终都写了，一个单亲孩子写了名字，又涂掉了。

　　我在笔记本上抄录了几名学生的作文——

　　现实就是现实，世界没有如果，也不会有如果，我与其在这里幻想，不如来珍惜这与我想象中完全相反的世界。 

　　我希望父母对我好一点，不用太好，只需要花出点时间多陪陪我。 

　　父母在我和弟弟童年的印象里很模糊，几乎看不清它(他)们的面貌。所以，我只希望父母能够多陪陪我和弟弟，他现在还很小，更需要父母的陪伴。就算经济不好，只要家人在身边，就会成为人间天堂。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眼前爸妈的影子是比较少的，眼前是一片灰黄。五年级时爸妈在家里，我们离学校很远，每周放学回家我爸都会在半路上来接我，这阵子我很快乐。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最后这篇的作者叫李小凤，她行文中两次出现“一片灰黄”(出处是季羡林回忆自己童年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这4个字，让一种复杂的处境与心绪变得可视，可触摸，可感知。

　　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了这些“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学生的心声，它们如同来自地壳的深处，在庸常的生活里被埋压，被隐藏，被忽视。

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提出，希望家长多留在家里陪自己，还有4名八年级学生提出，家长不要只满足物质需求，不要娇惯子女，超过一半的学生渴望更和睦的家庭，不希望生活在家人争吵、打架的阴影中。

　　提前20天，鞠玉兰开始为我们的告别忙碌起来。她几乎每天都送我一件小礼物，有红豆、绘画、小纸条，还有一簇“芳香玫瑰”，她拿出一个带密码锁的硬皮笔记本，让我写一段赠言，“越多越好”。稍后我去教室里闲聊，她让我再写一页，我刚刚提起笔，其他几个女生也都拿出带密码锁的硬皮笔记本。

　　告别季开始得真早。

　　我正应接不暇地写着，鞠玉兰凑过来，我随口说：“你还没跟我说说你的梦想呢。”稍后，她用身体遮挡着，递给我半张钞票那么大的纸条，上面写的是：你要是了解我，就不会祝我开心了，随后一张写的是：我是单亲，没有爸爸失去了一切。

　　鞠玉兰的爷爷是乡村教师，爸爸是村里的文书，在那个极为偏远的山乡，都是难得的文化人。爸爸有时参与赌博，两年前，他一下子输掉3000多元，因为害怕其父、其妻的责怪，喝下了农药，那时他的儿子只有一岁出头。我曾见过鞠玉兰的爷爷，知道这个哀伤的故事，没有想过鞠玉兰会亲自告诉我。

　　“失去了一切”，这几个字堵在我的心头。我忍不住想写点东西给她，后来，干脆决定写给全体同学，一页楷书手写的、带有赠言意味的公开信，贴到了教学楼的告示黑板。

　　公开信名为《这是关大的故事》，我第一次公开讲述自己降生时的疾病与危险，婴幼时期的羸弱与挣扎，讲述了自己在命运面前做了什么，然后，我提到近日接触某些同学后的感受，事实上，触动我的不仅是鞠玉兰那句话，在被问及梦想的时候，有好几个十二三岁的学生都告诉我，他们已经没有梦想了，不敢再做梦。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不必强求你有多坚强，但是，不要被命运击倒，这生活是你的，你要对它负责，怎么可以放弃自己？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江和另外4个男生端着饭缸找到我的宿舍，最初谁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过了一会儿，老江开口了：“关大，听说你就要走了？”

　　“哦，可能你们理解错了，我写的是‘月底离开’，还早呢。”

　　沉默又回到我们中间，几个男生站着没动，每个人目光垂向脚面，默默地吃饭。他们都比我高出许多，在两米开外围了个扇形，产生某种送别的仪式感，大约10分钟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默无语。那是我永难忘记的几个东胜场景之一。

　　那一周，张老师安排了作文，写“我的第一次”，鞠玉兰写了很长的一篇让我提意见。她的题目是《第一次撕心裂肺的哭》，回忆了爸爸去世给她的打击。

　　接近两年了，鞠玉兰开始直视她的伤痛，我愿意乐观地相信，某种心结在这个春天悄悄地融化着。

　　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然后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3月中旬，我开始尝试对话。周一到周五，只有午饭和晚饭之后有大约1小时的空余时间，我要抓紧它，多做几次一对一的交流。

　　我设计的开场白是这样：今天请你来，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关大在东胜住了这么久，将来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外出打工的人那么多，我想知道对农村的影响，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对你们这些孩子的影响。你的家长也在外打工，会有自己的体会，能否和我说一说，一定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交流过程中，我从不使用“留守”这种字眼，不要说他们，连我自己都很反感“留守儿童”一词，它带有一种他者视角的怜悯，刻意营造着落寞、悲情的气息。

　　开场白千篇一律，对面学生的反应各有不同。多数学生没有拒绝，有几个学生听完之后显得很为难，或是眼圈泛红，或是低下头去，怯怯地问道：“老师，我可以不说吗？”

　　这种时刻，我的内心也随之慌乱起来，通常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是不想说，我完全理解。谢谢你，谢谢你。”

　　通过九年级的作文，我找到几个表述能力很好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吴春梅。听完我的开场白，这个容貌清秀的女生沉默了片刻，轻声讲起回家的路有多远，很羡慕别的家长骑车载着孩子。只是说了几句，吴春梅就哽咽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埋下头去，想努力掩饰继而止住哭泣。眼泪在以往十几次对话中很正常，却没有一次来得这么突然。

　　吴春梅似乎无意放弃这次交流，她把一张纸巾撕成好几块，一下一下地擦拭着脸上的泪痕，然后拿着小纸片在手里揉搓，看得出，她在尽力平复情绪，接下来的50分钟，她几次说到动情处，却不肯让眼泪再次涌出来。

　　她告诉我，妈妈肺上有问题，在兰州打工的时候好像因为胆结石做过几次手术，手术完了，继续和爸爸在工地上绑钢筋。爸爸似乎脑子里有什么毛病，不敢骑摩托车，怕颠。她觉得自己必须出成绩，“我不能让爸妈觉得他们吃的苦白费了”。

　　直视对方两眼之间的位置3秒以上，对方会觉得温暖。

　　锦囊上的这句建议，我根本没机会遵照执行，吴春梅总是低垂着头，偶尔抬头，会在目光相碰时马上闪开，而且对话中她时常下意识地抠着桌角，或是撕扯纸片，那是在极力控制情绪——多数坐在对面的同学都有类似的习惯。

　　结束交流那一刻，对面的学生起身返回，我从不怀疑，每个人都有迅速让自己恢复常态的能力。在20分钟到两小时不等的对话时间里，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现在它们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我不清楚一开一合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知这会不会是其生命中仅有的一次。

　　那个让我惴惴不安的问题冒了出来：我的东胜之行以及最终的写作，对远离家人的学生意义何在？

　　“你觉得外界的帮助是你们需要的吗？”我曾这样问几个学生，他们以摇头回应。

　　“会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到你们？”

　　“帮不到。”

　　这样的悲观判断无可厚非，由此而来的行事逻辑同样无可厚非，那就是：对于无力解决的苦恼，我不去想它，它就不存在。

　　学生们回到熟悉的氛围之中，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日子，它甚至会让我怀疑，与之对话的那种情境是否真实。如果说有了什么变化，就是个别学生再见到我时会更显害羞，有几次，我在校园与吴春梅打招呼，她不作回应，眼神躲躲闪闪，我不免猜测，她一定不想与对面这个内心窥探者再有任何瓜葛。

　　离开东胜的前一天，我走出“第二课堂”的瞬间，吴春梅和她最好的朋友马艳红出现在面前，有片刻的沉默，似乎她们在积蓄表达的勇气。“关老师，你要走了。”马艳红开口了，“我们俩没什么值得送你的，就做了满天星，365颗。”

　　满天星装在马艳红的校服口袋里，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我赶紧撑开上衣口袋，接纳那些星星。校服口袋很小，每掏出一把都不容易，有时星星落在地上，吴春梅就俯身捡起，她在整个星星赠送仪式没有说一句话。

　　“能不能别走？”我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相熟的还是陌生的学生，都会流露挽留之情。不过，春节过后，别离不止发生在我们之间。

　　3月18日，星期三，我造访何东辉家在镇上租的房子，得知他爸爸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兰州。那时已是傍晚，仍在学校上学的两个儿子尚不知道这个消息。看上去，家长并不是怕孩子伤心，而是对分离不那么在意，至少表面如此。

　　第二天，我在操场见到李翠兰的妈妈，她周末来接女儿。

　　“前几天听你老公说，他马上要出去打工了？”

　　“嗯，今早走了。”

　　“翠兰知道吗？”

　　“不知道。”

　　很想问问他们对家人不辞而别的感受，却没法说出口。

　　在“第二课堂”，我留下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几十枚信封，期待着继续与学生们联系，未来的日子，我仍会关注他们的消息。

　　离开学校以后，第一个在QQ上问候我的，居然又是吴子琦。

　　我注意到，他的QQ名字已经改成了“孤独是种安全感”。

　　老江、马艳红、鞠玉兰、陆紫嫣……陆续有好多同学与我联系，在晚上或是周末。他们几乎每周都要问一句“在吗”或“在干嘛”，像是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后，我想把聊天展开，很多时候会在“呵呵”面前戛然而止。

　　再简短的寒暄，也足以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东胜的山水间。

　　我不会忘记离开东胜时的景象，湿冷一去不复返，河水比冬季多出一两倍。雷雨初歇的早晨，远山略显朦胧，一些树木生出了嫩芽。我突然觉得，荷尔德林的一段诗，值得献给这片土地——

　　群山高大，那里的小河波光粼粼，

　　满树花儿，好像花环，

　　年轻的一岁开始了，犹如节日，

　　最高和最好的东西塑造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