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深夜，庞琨的手机一振，高中同学给他发了条新闻：当天，铁路总公司宣布，各地车站停止向动车组乘客发放免费的5100矿泉水。

　　两年多前，庞琨就是因为这瓶小小的矿泉水和铁道部门较上劲儿的。

　　2012年底，已经坐过多次高铁的庞琨第一次听说5100矿泉水。那时他正在香港度假，在香港大学法学院门口的空地上，他刷到了深圳纪录片制作者邓康延的一条微博：

　　“你喝过火车上的特供水吗？‘西藏冰川矿泉水5100’高价打入票内，却不在车上分送，只是遮掩角落凭票自领，十乘客中仅一二人知取。”

　　庞琨随即转发：“政府应公开相关信息。”马上有人留言：“那你来啊。”

　　当天晚上回到宾馆，庞琨就开始写信，要求铁道部回应四个问题：广州到深圳的动车票价的定价依据和组成？票价中是否包含“5100矿泉水？如果不包含，为什么在高铁站发放？如果包含，是否经过招标？”

　　2013年1月5日，他在深圳收到了铁道部的回函，只答复了“票价中并不包含5100矿泉水”。庞琨很不满意，当即决定起诉铁道部。

　　至今，庞琨认为，铁路总公司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明不白就开始发水，不明不白又停了。

　　这不是庞琨第一次“螳臂当车”，以公益律师的身份，他打过交道的还有广深高铁、湖北省政府、深圳市律师协会、深圳电信运营商……

　　在这些事件中，最让庞琨有成就感的，是对“李娜80万元奖金”的质疑。

　　2014年2月2日，他认为湖北省政府奖励网球运动员李娜80万元的做法有违公共财政政策，随即申请信息公开，希望对方说明此举的法律依据、资金来源和审批流程。

　　虽然湖北省政府最后只做了部分回应。但让庞琨满意的是，这个事件，第一次引起了微博上对行政奖励的充分关注和讨论。

　　腊月廿八那天，刚刚发送了信息公开申请的庞琨从深圳开车回广西玉林老家。8个小时的车程，他收到了40多条责骂短信：你吃饱了撑的。

　　“但支持的短信是比反对的多一倍，微博上的支持声更是反对声的上百倍。”庞琨强调，他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做得不对。

　　据庞琨的观察，这以后，媒体上有关政府奖励运动员的报道变少了，说明政府在使用行政费用时变谨慎了。

　　17年前，也是春节，回家的路上，没有微博、电话和骚扰短信。

　　18岁的庞琨刚刚在河海大学机电工程系上完了第一学期。开学初，他就得知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摔伤了腿。当时庞琨没在意，觉得这是工伤，企业会处理。

　　没想到一回家，正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因为断骨后治疗拖延了5个月，肌肉严重萎缩。医生把一个秤砣形的配重铁挂在绳子上，从父亲的腿骨上打了个洞穿过去，好把肌肉拉开，做进一步的治疗。

　　还没来得及说话，庞琨就冲到厕所吐了，非常伤心。父亲的医药费是借的，当时企业一直拖着没补偿。那3年父亲丧失了劳动力，家里经济拮据。最让庞琨感到惭愧的是，两个弟弟的学业因此受到了影响。

　　回校后，庞琨更加坚定要自学法律。2008年，经历了3次司法考试，他开始独立执业，第一个接手的案子就是劳动纠纷。

　　但在和父亲的交流中，庞琨一般不提法律工作。父亲希望儿子平平安安，收入稳定，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不要和别人作对。”

　　有一次，庞琨在代理自己老家的一件案子时，有乡亲问他“你为什么吃里扒外”，还有人骂他是“汉奸”。

　　“他们有自己的朴素道德观，但他们不理解公平有多么迫切。”庞琨说。

　　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庞琨拿出手的是一个又一个案子。

　　2009年，他接手了第一个公益案件，也是全国范围内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健康证第一案”。

　　当年6月，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从事食品行业，并可领取健康证。

　　深圳的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去防疫站领健康证。 第一天去的时候，验完血，刷不出证。机器显示：您的条件不符。第二天，再去领证时，很顺利。可证又被收回了，理由是“我们的系统坏了”。

　　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全国有将近1亿人，这类事情在全国很普遍。当事人和庞琨，决定起诉深圳卫生局。

　　这个案子后，全国各地疾控中心都不再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领健康证。

　　“权利任何时候都是靠争取得来的，没有任何权利是被施舍的。”庞琨说。

　　一年后，庞琨又接了一个影响力较大的案子。当事人的执着“教育了他”。

　　2010年8月9日下午，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深圳地铁科学馆站有两位残疾人因不能提供本地户口，无法“免费进站”。

　　本来庞琨觉得，这件事顶多投诉一下就行，但两位残疾人非常坚持“要有一个说法”。

　　庞琨先是吃惊，随后佩服：“他们在维权上是我的老师。”

　　根据《广东省扶助残疾人办法》， 残疾人不分户籍，在广东省内可享受公共交通工具免票或半价优惠。

　　庞琨代理案子，将深圳地铁公司告上了法庭。唯一的酬劳是，两位残疾人请他吃了顿 “蒸功夫”。

　　此案后，深圳地铁修改了规定，对外地残疾人也免票。庞琨特别高兴的是，这个个案引起了一些后续反应，在上海、天津也出现了相似的案件。

　　2011年9月，他看报纸报道一位烧伤的艾滋病患者被多家医院拒收，他认为可以起诉医院。

　　见到患者的时候，她被安置在英德市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和病房不是一栋楼，没有任何看护设备。

　　在旁看护的患者丈夫掀开用铁丝撑着的被褥，庞琨很震撼：这人身上没有几块皮是好的，到处在流脓。患者艰难地扭过头来，眼神里都是求生的欲望和无助。13年前，在父亲的病床前，庞琨也见过类似的眼神。

　　“这种无助的眼神直接刺到心里，无法回避。”庞琨说。

　　庞琨在微博上直播了法律援助的过程。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的廖新波副厅长在微博上表态：会去了解情况。

　　后来，这名重度烧伤的患者终于出院了。庞琨一方面很开心，另一方面也很苦闷：不能每一次都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机制。

　　当庞琨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不公”时，他也特别较真儿。

　　2012年年底，庞琨团购了《泰囧》的电影票，结果到了影院，被要求加20元。

　　庞琨一再要求对方给出依据，换票人员也说不出来。经理出面后，庞琨为了看电影还是交了钱，但提出必须开收据。他用手机拍摄了交钱、开收据的过程，和经理对费用的解释。

　　事后，庞琨用手头的证据向工商部门投诉，影院被罚了1500元。

　　最近，他又和一件事“杠上了”：网上改签机票后，随机票一起购买的保险如何改退？

　　有人说：有不少公益诉讼要求一元赔偿，就是评个理，死脑筋。公益诉讼不一定会得到经济补偿，劳心劳力，但庞琨不同意这种观念。

　　他认为，做公益诉讼也能让原告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那个深圳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最终得到了5万元的精神赔偿，他用这个钱读了硕士，现在的工作、生活都很好。

　　代理案件时，他接到对方的“提醒”电话很多，提醒注意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他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有理，就上法庭去说，威胁和恐吓对律师而言，都是小菜，基本无效。

　　调查显示，深圳律师行业的年人均收入40万元。他笑着说：自己拉了同行的后腿。

　　他自称有强迫症，一停下来就不自在。一个人待不住，如果妻子不在家，他周末一定要去办公室，或出去踢球——他喜欢竞技性的运动。

　　2013年9月后，庞琨从高档的商业写字楼里搬到了社区街道的一栋楼里。

　　“来咨询的人很多。”庞琨说，“不能老坐在楼里等客户，我们做律师，要培养民众的习惯：有困难找律师。”

　　偶尔静下来，庞琨会打理花草。他身高1.8米，却最喜欢自己种的小小的满天星：“它最好，每一粒都小小的，但一束一束，可以组成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