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做的事常常“超前”，但他只肯“领先半步”。

　　“我们要跟着行业的发展走。如果行业发展是受阻的，我们机构想要发展好是很难的。领先半步即可，就是这么一个节奏。”吕朝告诉《中国慈善家》。

　　吕朝是NPI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恩派”)主任。自创立以来，恩派进入了全国30个城市，编织了一张偌大地域网，孵化草根公益组织达400多家。

　　明年是恩派创立10周年，吕朝用张瑞敏的话总结，“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他觉得NGO也一样，“成绩”因时代而生。

　　前辈领路

　　吕朝之所以能早早走进公益界，完全是因为他做过记者。

　　风云变幻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吕朝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价值观的破碎和重塑，让他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有了很多反思。

　　那是一个将记者称为“大记者”的年代。毕业后，他风光地加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供职于《半月谈》。经济口、农村口，他都跑过，一年到头，身在全国各地。到基层采访，有时“几大班子饭局作陪”，有时人身安全难保。

　　一次，安徽某县发生血案，县粮食局局长父子被炸死，吕朝跟着自己崇敬的老记者戴煌到当地采访。“当时感觉那个县一窝黑，晚上在招待所睡觉，他们故意搞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招待所周围走来走去。”吕朝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被吓得用沙发挡住门，当过新四军的戴煌却已梦中鼾起。

　　看到过太多记者前辈的风采，见贤思齐，吕朝学着深入调查，大胆撰文，详细报道。

　　“这段经历非常难得，让我真正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去了解了中国社会。”吕朝说，新华社当时盛行的调查研究之风让他受益匪浅，但他并未完全适应这份工作。

　　邓小平“九二南巡”后，吕朝带小分队下地方做调研，考察中国期货市场。他跑了十几个省，撰写长文曝光诸多暗角，结果稿子未能上版。类似的事时有发生，他心灰意冷，决定离开。

　　经人介绍，吕朝去了《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二十四五岁的他成了“差不多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主编”。此后，他下海创立一家营销传播公司。2000年前后，他在北大MBA班结识民政部官员，被邀请到刚刚创刊的《公益时报》做总编。

　　“本来是帮忙的，但当时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结果越陷越深。”吕朝说。

　　基于多年研究，2004年，吕朝作为主要推动者，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下创办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企业公民的专业协会。

　　同是这一年，中国大多慈善富豪们正睡眼惺忪，吕朝推动《公益时报》和胡润百富榜合作，推出中国首个“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该榜至今每年发布。人们大多看到的是富豪捐款数额，而吕朝的本意却是“寻找中国的卡内基”，他希望看到中国企业家中能出现对公益慈善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

　　在《公益时报》的日子里，吕朝结识了朱传一、商玉生、徐永光等中国公益界拓荒者，更与朱传一结成忘年之交。

　　当时，朱、商、徐等人在中国推动第三部门建设，已早早创立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现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统称“恩玖”)。吕朝正打算从《公益时报》离开之际，被朱传一邀请到恩玖担任副主任。

　　“朱传一老前辈对行业理解非常透彻，跟我谈的东西也跟别人讲的很不一样，包括行业的重要性、国内国际发展趋势等等，那次谈话基本奠定了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全面的或者深刻的认识。”吕朝说。

　　除了朱、商、徐三人，在恩玖，吕朝认识了一批中国公益领域的前辈，有杨团、何道峰、阎明复、崔乃夫等人。他们的引领，让吕朝起步便走向中国公益探索的前沿。

　　于锋尖处

　　2005年，商玉生、徐永光等人推动恩玖在北京进行民政注册迟迟未能成功。

　　“上海浦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做培训的时候，上海浦东局听了都觉得很好，想把我们引过去。”商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当时北京非营利组织发展比较靠前，上海则相对沉闷。

　　在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的邀请下，商玉生跟徐永光商议，决定开辟浦东市场。吕朝成了得力人选。

　　2006年1月，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恩派在浦东成立。

　　吕朝与徐永光想法相同，上海的恩派不能照搬北京的恩玖。

　　此前，恩玖在北京推动NGO的能力建设，引入大量国外理念和课程。“理念和课程都非常棒，但感到跟国内发展脱节，很多理念在国内没法落地。”吕朝做了不少调研。他认为改革中国公益存量相当困难，寄希望于公益领域喷薄欲出的增量，打算在新人、新钱、新机构、新思路、新制度上做文章，希望借鉴商业孵化器，做公益孵化器。这一想法，他跟很多人沟通过，结果大家“看法不太一致”，但得到了徐永光和朱传一的坚定支持。

　　“徐永光给我回了一条短信，我现在还记得特清楚。他说，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功，但是我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

　　机构没有知名度，产品又很独特，意味着知音难觅。在公益界尚且“看法不一”，与浦东政府部门打交道更难上加难。

　　吕朝常常要跟某一政府主管部门频繁沟通，什么是NGO?何谓孵化器?社会组织是怎么一回事……从基础讲起。他经常往返京沪两地，为了节省住宿成本，每每坐火车夕发朝至。

　　一次，与某领导谈了大半年，几近成功，欲再约对方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却发现该领导“刚刚调走”。除了培训了一位体制内官员，一无所获。

　　做孵化器需要场地，当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物资中心有场地出租，租金便宜，一年不过十几万元，吕朝赶快交了钱。过了三个月，物资中心找到吕朝，问他能否搬走，给出的理由是，铁迪同志决定该处另作他用。

　　吕朝初来乍到，不知陈铁迪是上海市原人大主任、上海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我说铁迪同志是谁?铁迪同志也得讲道理。”对方看吕朝口气很硬，闹不清这个北京来的人有什么背景。

　　刚巧，时任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赴沪考察，想要看些新事物，马伊里负责接待，临时安排李立国参观恩派。吕朝做新闻出身，借机造势，马上作出一篇新闻稿，请新华社的朋友发布。“没开张几个月，就有副部长视察，人家搞不清我什么来头，没人再敢让我走了，要不估计恩派就夭折了。”吕朝说。

　　如此艰难支撑近一年半，恩派在沪发展才渐有起色。

　　最开始的一年多中，恩派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吕朝靠自己的企业养活自己，但他已没时间打理自己的公司。此后，他在公司的职位从董事长兼总经理变成董事长，变成大股东，变成小股东，最后变成“没啥关系”，只能放弃。

　　“前三、四年，我们的发展跟所有的初创型机构一样，是比较艰苦的，业务也并不多，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想做的一些事儿，包括我们的核心产品做了全面设计。准备好了这些‘弹药’，一旦有机会就可以放出去。”吕朝说。

　　领先半步

　　吕朝常引用鲁迅《坟》中的“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来解释自己为何能在锋尖处领先半步。“在媒体、企业、NGO这些经历，其实都是为了创业做准备，比较容易跟各方打交道，因为你熟悉他们的语言。”

　　吕朝在中国市场经济浪潮最热闹之际下海经商十载，1999年开始，他便关注企业公民概念，在恩派之前，他创立明善道管理顾问公司，这是国内最早的企业社会责任咨询机构之一。他见过数不清的企业家，与企业打交道并无障碍。

　　2007年，吕朝受邀为联想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整体策划，并开设讲座，为杨元庆、陈绍鹏等联想高管讲解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讲座给他们很大启发，他们第一次把企业社会责任当成一个战略来考虑。”吕朝说。

　　随后，恩派与联想达成合作，为联想集团策划执行联想公益创投基金，首次将国际流行的“公益创投”引入中国。这是一个长达7年的合作。

　　紧接着，吕朝尝试撬动政府资源。2008年，恩派与上海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社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2009年，恩派承办上海民政局委托的“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政府大规模采用招标形式资助社会服务型NGO。此后，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类似探索。

　　“大概2009年、2010年，和政府的合作逐渐增多。当时恰恰政府部门开始重视社会建设，各地也是风起云涌。”吕朝说。

　　他并未仅仅固守上海。“我们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就认为恩派应该是个全国性机构。”跨地域发展的冲动与各地非营利机构对于“一揽子解决方案”的需求相遇，吕朝知道，恩派的机会来了。

　　2008年年初，恩派在北京设立办公室，此后连续在多地注册独立机构，将总部研发的新产品向全国推广。

　　“现在都可以跨地域经营，并没有限制，但当时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必须在当地是独立法人机构。”机构逐渐增多，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吕朝不得不像空中飞人一样，四处奔忙。正因有了这些机构迅速扩张的管理经验，恩派得以加速向全国范围拓展。

　　如今，恩派已进入全国30个城市，按每个城市每年孵化10个NGO计算，恩派未来每年将孵化至少300个创新型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

　　网络不断扩大，恩派业务面也随之扩大。多元发展使得恩派资源充足，项目之间可以相互借力，同时，也带来了分散、不易聚焦等问题。去年，吕朝对恩派动了一次“大手术”，把近30业务单元削减为3个。

　　“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基本围绕三个领域，一个是社会创业，一个是社区建设，一个是公益咨询。”吕朝说，未来他仍会持续创新。

　　进入公益界已有12年，回想自己到新华社干部二处递交辞职报告那天，副处长的话犹在耳畔。“他说你费这么大劲跑到新华社，没干多久就辞职，从延安时期新华社就没有过你这种情况。”

　　毕竟，时代不同了。“时代当中会出现一些机会，我觉得比较幸运，基本上抓住了一些机会，甚至有时候也引领了一些潮流。” 吕朝说。